胡思社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1921年12月27日出生。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取名为思杜。因在孩子中排行第三，故此小名叫小三。

小三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对其进行辅导。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高足，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

胡适为国家奔忙，长子思祖经常跟在身边，幼子思杜经常跟在江冬秀身边，但是一般父母都喜爱最小的孩子，胡适也一样。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胡适给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许多父爱的语言，而且几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儿子给自己写信的内容。[3]

1932年冬天，鲁迅返北平探母，曾往胡宅访问。胡家向来不绝高朋贵客，但少年胡思杜从来也没有给哪位客人接大衣之类的恭敬，这回他却“赶着去帮鲁迅接大衣”了。

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1939年在西南联大学习航空机械专业的胡祖望去美国留学，进入其父胡适曾就读过的名校———康乃尔大学。胡思杜则随母亲江冬秀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

留学美国

胡适在1941年5月托人将胡思杜带去美国。胡思杜在国内学的文科，曾先后在上海大学、东吴大学读社会科学。到美国后，胡适将他送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历史。

胡思杜在美国连续上了两个大学，但均未毕业，只得于1948年夏随胡适的一个朋友回到了北平，来到早已归国的父亲胡适身边。回国的原因，据罗尔纲先生说，是因为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而荒废了学业，被学校驱逐。

回到大陆

胡思杜回国后，被胡适安排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催促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飞来南京，并于12月14日派专机到北平“抢救”名流学者。胡适马上联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等人。结果，不但陈垣不愿意离开北平，就连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胡适实在舍不下东厂胡同（即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几大间屋的书籍，很想有人照看这些被其视为生命的书，现在既然小三思杜不愿走，那留下照看一阵子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在他看来有美国人撑腰的国民党政权，迟早还会卷土重来。所以他只挑选了他视为宝贝的一部16回残本的《石头记》抄本和《水经注》稿本随身。而江冬秀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对骨肉分离感到非常难过，留下一箱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日后结婚用。

最终也只有梅贻琦、陈寅恪等少数知名学者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哪知，几个月后，竟翻天覆地，沧海变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人物事件批判父亲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组学习。主动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财物，还将胡适留下的书籍装进108个大木箱献给新中国，这些书成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的“镇库宝物”。

学习期间，在组织的启发下，他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作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又名马列部）教历史。

1949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又公开发表了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刊物上转载，接踵而来的便是大陆方面以此为契机，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所以风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适卷来。

自杀收场

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以帮助党整风。胡思杜认为对党作出新贡献的机会来了，于是就响应号召，一马当先的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

1980年11月，胡思杜才被组织上重新审查，平反昭雪。

后世纪念

胡思杜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在北京的亲戚如堂兄胡恒立、堂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民盟盟员。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则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可怕的。

唐山铁道学院给跟胡思杜来往最多的胡思孟打了电报，让他速来唐山。后来胡思孟回忆道：他到唐山铁道学院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胡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跟思杜在一个系工作的一位党员教师告诉我，思杜死前曾给我留了一封遗书，写好后压在了他的枕头下。组织上也告诉我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我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我要带走遗书，但单位的人不肯，只给我抄了一份”。遗书满纸辛酸，多年以后，粗识几个大字的胡思孟，在接受读者采访时还能一字不漏地将它背下来：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料理完胡思杜的后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籍和衣物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胡思孟讲，“后来，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现在只剩有十几本外文书了”。因为有胡适的社会关系，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被赶出铁道部北京印刷厂，押送到宝鸡去修铁路。至于胡思杜那个浸满血泪的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吓得撕掉了，只保留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依稀地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8年3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胡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只是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他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初，胡适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还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中看到胡思杜已于“去年8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倒地下。但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猜想可能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因为按照他小儿子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是不可能自杀的。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死了，且已死去了8个多月。

胡适一直不相信他的小儿子会先他而去。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世之后，如果留下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

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猝死台湾，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在大陆早已“畏罪上吊自杀”了。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在大陆的堂舅父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胡思杜是否还活着？

被人誉为数学泰斗的江泽涵（1902—1994）在北大执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但因与胡适的社会关系，在“文革”中被整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贸然给胡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而惹出新的祸端来。于是就把胡祖望给他的这封信交给学校领导，征求领导意见；学校领导却一直没有明确回复江教授夫妇；这样他也就不敢回信告诉实情。后来胡祖望终于托人（陶孟和之女陶维达）打听到了实情。生活在美国的胡祖望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他才被组织上重新审查，平反昭雪。一个时代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胡适长子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86岁，遗妻子曾淑昭和独子胡复。

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