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汉

人物经历

1905年，梁钟汉和弟弟梁耀汉在武昌组织群学社，并创办明新公学。后来他入新军第21混成协第41标当兵。

1906年春天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京路矿业学校。1906年夏，加入同盟会。10月，奉孙中山之命，回湖北发起革命运动，1907年1月，被张之洞下令逮捕入狱。

1909年，梁钟汉被清政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押回汉川原籍监禁。

1911年10月10日出狱后，于1911年10月11日夜在湖北汉川发动起义，响应武昌起义，历任襄河游击总司令、黎元洪顾问、河北省议会议员。

1913年，由于黎元洪排挤湖北的革命党人，梁钟汉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任宝山县长，参加二次革命，后又调任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财政主任。

1915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湖北西路总司令，回到湖北起兵讨袁。途经上海时，他被袁军的密探诱捕，关押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芦家湾监狱。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才获得保释出狱。此后他居住在上海。后来南下广州任孙中山的军政府大元帅府咨议，后改任参军。

1917年，梁钟汉被孙中山派回湖北举行护法起义。

1920年，梁钟汉因策划驱逐靖国鄂军总司令黎天才未遂，逃到上海。

1921年，梁钟汉任中国国民党广州办事处干事及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孙中山北伐，他任大本营咨议。

1925年冬，他和詹大悲、刘伯垂、田桐等先行回湖北响应北伐。

1926年被委任为武昌攻城别动队总指挥，协助北伐军攻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因援救进步人士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此后，钟汉逐渐结束了政治生涯，遂专门从事实业和社会福利工作，利用辛亥先驱的声望，筹办过西湖水灾难民的救济工作；长期主持蛇山辛亥老兵戏园事务，致力为辛亥老兵谋求生活等。抗日战争时期，坚辞日伪诱惑，隐居四川万县。日寇投降，亲返故里，创办耀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文史馆馆员。亲著《我的革命经过》，以飨后人。

1959年2月病故于汉口德润里，时年八十一岁。[1]

重要事件

汉川起义

1909年，囚于上海“丙牢”的梁钟汉被清当局判刑三年，押至汉川原籍监禁。梁钟汉利用家居之便，让家人施以钱财，贿赂汉川的县知事和狱吏，得到特殊款待。梁钟汉坐牢不戴镣铐，单独居住，白天可以接待探监的客人，晚上可以出狱走动。心怀大志的梁钟汉利用这难得的“自由”机会，抓紧在汉川进行反清起义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一是耐心细致地进行策反宣传，鼓励县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队策反，参加汉川起义；二是布署胞弟梁耀汉与妹夫黄警亚，以维护地方治安为由，在马口镇组建自卫队，积蓄起义力量；三是派遣其妻张荫兰和汉川学生岑伟生与武汉和上海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遣岑伟生找上海革命党人运回一批炸药，交给在武昌念书的张荫兰，再让其转运回汉川马口镇梁家，秘密制造炸弹，以备起义之用。

1911年10月11日上午，汉川襄河码头迎来了一艘艘从汉口开来的木船，人们奔走相告：“武昌新兵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省城！”得知这一消息后，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梁钟汉立即在狱中通知余治平响应起义。下午，汉川县商会会长毛玉成及县城士绅代表至狱中请梁钟汉出狱，主持大计，余治平率全体官兵在牢门外列队迎接梁钟汉，并护送至县衙大堂。梁钟汉在大堂上发表了起义演说，宣布了起义纪律。此时，梁辉汉、张荫兰、黄警亚等人也率领马口起义部队千余人赶到县城，迎接梁钟汉回马口镇。梁钟汉回马口镇后，即召开大会，率众向十八星旗行鞠躬礼，众人剪掉辫子，同饮庆功酒。会后，梁钟汉深恐县城有变，又带领一部分队伍连夜赶往县城，召集城内革命同志和商绅代表在高等小学内开会，正式宣布起义，成立汉川军政分府。众人推举梁钟汉为民军总司令，研究确定了军政分府组成人员名单。此时，正值10月11日午夜，距武昌首义的时间不到24小时。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汉川起义是全国响应武昌首义的第一次大起义，梁钟汉是中华大地上高举十八星红旗响应“武昌首义”的第一人。

但是，汉川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汉川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晨，县城防队长余治平悄然离城出走，城防队哗然，经梁钟汉对城防队士兵做思想政治工作，才安定了军心、民心；其二，在宣布起义的当晚，有少数起义人员结伙抢劫了富商胡元兴的财产，引起民心不稳。梁钟汉经查明真相后，为维护起义军的声誉，果断地枪毙了“抢犯”，严明了军纪，维护了社会治安；第三，起义之初，经费缺乏，军无粮饷，士气不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梁钟汉迅速发动汉川县城和马口镇的富商士绅捐财助军，梁钟汉的老家“梁兴茂”带头捐献两罐银子，带动其他富商踊跃捐款，终于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饷问题；其四，起义之初，武昌军政府派张卿云率十几名“老兵”来汉川帮助训练新兵，梁钟汉去汉阳兵工厂领取枪支弹药时，汉川的新兵与武昌的老兵发生了摩擦，引起了“内讧”，致使县城百姓人心惶惶，关门闭户。梁钟汉得知后及时赶回，处分了无端滋事的新兵，平息了“内讧”，安定了民心。

一桩桩突发事件，一道道险恶难关，都被梁钟汉化险为夷。当时，最使他难于对付的不是“内忧”，而是强敌压境的“外患”。因为清军协统刘温玉正率领五营精锐之师，从襄阳开抵仙桃镇，准备进攻武汉，刘温玉在仙桃扬言，“踏平汉川，直捣武昌。”当时，敌强我弱？只有打败骄横一世的刘温玉，才能保住汉川，保卫武汉。

面临来势汹猛的清兵，梁钟汉集合部队，他向起义军讲述了“火烧赤壁”的往事，激励士兵树立战斗必胜的信心。梁钟汉这样讲述道：“火烧赤壁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周瑜以五万兵力打败了曹军八十三万之众，曹操败走华容，请求关公饶命。历史说明，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以少胜多，以弱克强，是完全可能的。三国赤壁之战，就是先例。古书记载，湖北有三个‘赤壁’。一个在嘉鱼，那是真赤壁，一个在黄州，那是苏东坡的文赤壁，还有一个在我们汉川，就是眼前的赤壁，我把它叫做‘武赤壁’，这是先知的预言，上天的启示。只要我们有勇气有智谋有决心，一定可以宁丁败刘温玉的骄兵骄将，取得襄河赤壁之战的胜利。”梁钟汉的演说，鼓舞了士气，振奋了军心。起义军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战。梁钟汉不是一介莽动的武夫，他深知“遇强智取”的兵法，胸有良谋。原来，仙桃与汉川同处襄河下游，相距很近，两地军民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而且人心思汉。在清军顺河东下的时候，两地城防队就签有“联防”抗敌的协议。清军到达仙桃镇时，没把汉川民军放在眼里，他们只顾享乐，疏于设防。梁钟汉挑选了部分官兵，潜入仙桃，与城防队联系，当一切安排就绪，梁钟汉便于10月23日内外夹攻发起猛攻。那日，大火与枪声、杀声一片，扑向清军营房，在醉梦中惊醒的骄兵骄将猝不及防，仓惶逃命，汉川民军的“敢死队”紧追不舍，投掷的炸弹在败军中不时爆炸，更使清兵溃不成军。败兵逃到麻洋潭，又遭到京山起义军的堵击，清兵死的死，降得降，刘温玉收拾不住这些残兵败将，只好落荒而走，带着几个亲兵狼狈地逃回了襄阳。

仙桃大捷，结束了“襄河赤壁之战”，显示了梁钟汉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也打出了汉川起义军的威风。梁钟汉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襄河游击总司令”。

这时，湖北军政府任命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11月24日，设行署于仙桃镇。季雨霖统率汉川和京山的起义军，驰骋襄河沿线，南下荆沙，北取襄樊，光复了鄂中、鄂北广大汉士，保卫了大武汉。梁钟汉受命出任襄阳府知事，镇守鄂北。不久，季雨霖率大军北伐，直取南阳，刘温玉被迫投降。当大军正欲“一鞭直渡清洛河”的时候，忽闻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民国成立，季雨霖、梁钟汉乃班师回武昌，部队改编为“第八师”，季雨霖任师长，梁钟汉任大元帅府高级顾问，后被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当时，梁钟汉敢于直言，与詹大悲、赵鹏飞合称议会“三大炮”。

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阴谋篡国。他一上台就大肆铲除南方革命势力，鄂督黎元洪也暗通袁世凯，迫害武汉革命党人。梁钟汉与詹大悲、季雨霖、刘英、熊秉坤、彭监九、陈少武、蔡济民、吴醒汉、丁仁杰等革命党人被迫逃往汉口日租界。黎元洪为置革命党人于死地，要日本领事“引渡”革命党人。为避免不测，日本领事护送他们登上日本“岳阳丸”轮船，直达南京、上海，尔后，梁钟汉等人参加了“二次革命讨袁护国”。

梁钟汉到达上海后，即出任宝山县长，协助居正防守吴淞炮台。不久，南京局势吃紧，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出走，由何海呜继任，梁钟汉调任总司令部总参议兼财政主任。一次，梁在出城采购军粮时，被袁军炮弹击伤。后来南京、上海相继失守，“二次革命”失败。梁钟汉赴往日本，谒见孙中山，参加了孙中山新建的中华革命党，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湖北西路总司令，回鄂起兵讨袁，途经上海，被袁军密探诱捕，关进法租界巡捕房的芦家湾监狱。幸经孙中山及时营救，才未被引渡杀害。从此，坐过中国清王朝省牢、县牢的梁钟汉，又关进了法国人的“西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