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是哪几个人推行的

庆历四年，宋夏战争的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和议，与西夏签订和议后，大宋终于得以从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社会经济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内无纷争，外无边患，此时的大宋俨然一幅盛世图景，在这 背后，宋夏战争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正在被世人所忽略，大宋王朝再次沉醉于自我营造的一团和气之中，众人皆醉我独醒，也有胸怀天下的能人志士清楚的认识到大宋与游牧民族间的和谈只能保的一时安宁，要想江山永固，还得革除长久以来的社会积弊，那么是什么人推动了这次自内而外的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又是否能顺利进行？

“庆历和议”的签订并没有像签“澶渊之盟”那样引起朝廷官员的一片欢呼，反而感到担忧和耻辱。原因其一：澶渊之盟是宋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乃至压制辽以后签订的，而这一次宋夏之战中几乎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原因其二：大家都知道辽不好对付（澶渊之盟），而夏竟然也要通过这种方式（庆历和议），所以感到耻辱。

富弼是个非常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签订了“重熙增币”这个条约以后立即向宋仁宗提醒不要以为签订了和议就万事大吉，所有的盟约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不能指望别人手下留情。富弼认为澶渊之盟的负面作用就是上下偏安。在富弼的札子中还提到“中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中原的很多传统文化皆为契丹、西夏所用，我们的长处别人学了，别人的长处我们都没有学到，导致我们屡战屡败，我们，所以我们要进行内部改革，让自己强大起来”。

韩琦、富弼、文彦博都是非常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在和辽、西夏以及参与内部的改革的话，这些人的年龄显得还轻了许多，资历显得浅了一些，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范仲淹，他比以上三位高出大概半辈，但是比老一辈政治家又年轻一些，更主要的是与其他人相比，范仲淹更加心无旁骛，也更具有改革家所必备的执拗精神。

韩琦和范仲淹被召回京师开封任职，分别为枢密直学士 右谏大夫和枢密副使，都是枢密使的副官，而枢密使就是当年在陕西，韩琦、范仲淹为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的那个正使，叫做夏梀。

当时影响官员就职的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言官，宋朝称“谏官”，就是提建议，说批评的官，这时谏院有四个人任谏官，称为四谏，得知范仲淹来京师就职担任副使，而夏梀为正使，于是群攻夏梀，四个谏官一说话，一抨击，一个月时间就让夏梀外放。四个谏官认为朝廷调范仲淹过来肯定是有重任，怎么能放枢密副使？又继续发起“进攻”，攻当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结果也外放了，他的位置留给了范仲淹，为什么，指望他从内而外进行改革，上上下下指望他强大大宋。

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不让他做宰相？第一：范仲淹资历确实还不够。第二：当时的宰相恰恰是两个德高望重的，从资历和威望上范仲淹都“望尘莫及”，分别是章得象、宴殊。其实章得象和晏殊二人是支持范仲淹改革的，也支持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那为什么两个丞相不干，而要让范仲淹干？第一：他们没有范仲淹执拗的改革精神；第二：留条后路，如果宰相亲自上阵，又或者皇上“赤膊上阵”，这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如果范仲淹改革出了问题，那么宰相可以加以纠正。

范仲淹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知道朝廷上下都安逸现在的日子，都希望按过去的日子来过，虽然一边说要改变目前的积贫积弱，但是只要一触动了他们的“蛋糕”，就想过原来平淡的日子。范仲淹是有抱负的人，他不愿让朝廷上下支持他的人失望，尤其是宋仁宗几次下手诏给他以后，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于是范仲淹开始推行他的新政，给皇帝上陈条，提出十条改革多措施。

这是一条关于官场重资历而不重能力的一个改革方略，特别提出两条。第一，中书省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的枢密使、枢密副使，这是国家宰相和枢相，绝对不能成为“养老院”，不但要凭资历，还要有大功大德者才能居之；另外，以下的官员出了资历，更要看才干，所以提出升迁与罢黜要与能力对应。

贵族子弟、外戚子弟、官宦子弟，他们可以通过恩荫的方式进入仕途，虽然唐朝兴科举制度，但是就算是科举很发达的明朝、清朝，恩荫也是一种进入仕途的出路，范仲淹认为名额必须限定，升迁年限必须延长。这就是抑侥幸。

这是关于教育和科举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仍然是官场改革，他要求中书省、枢密院要好好为朝廷选拔好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大州的知州，当然他们也要好好地为朝廷推荐知州和通判，知州和通判要好好推荐知县和县令，而且要担负起责任，出了问题要承担连带责任

实际上这是给官员的俸禄，公田就是职田，每个官府，每个衙门，宋朝都有一定的土地面积让你收税解决经费问题，范仲淹认为必须给足公田，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要求官员廉洁办公，不腐败。

这是范仲淹提出的一条发展生产的措施，兴修水利，奖励农业和副业，范仲淹这是解决积贫的好方法。

范仲淹认为这是解决积弱的。在开封府东京、洛阳府西京，视点推进唐朝的府兵制度（义务兵制），农民战时从军，平时从事生产，但是这一条一提出来就被否定了。

凡是朝廷有关惠民政策，各级衙门必须尽快地推进，比如监狱里一些不是严重的刑事犯，一般的犯罪早点释放，另外，朝廷免除多少年的逃税，要立即落实，不能再向农民追查。

宋朝官场上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朝令而夕不行，朝廷的朝令压着不推行，所以范仲淹觉得，一定要雷厉风行，如果朝廷有命令，哪一级官员抗拒不执行，立即追究。

范仲淹认为现在设州县设的太多了，要合并一些州县，减少一些官员，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衙役，他们就可以归农重新做农民，农民的负担也就减轻了

这十条由于是在庆历三年颁布的，所以被称为庆历新政，但是范仲淹在推行过程中就受到了阻碍，就拿第一条来说，明黜陟，范仲淹在其中特别提到宰相既要有资历，更要有大功大德，但是从真宗时代以后宋朝的宰相、中书省就变成了“养老院”，范仲淹这样一体，不就是把一批等着要做宰相的人路子切断吗？这批人坚决反对。

第二条，抑侥幸。谁是侥幸？有大功者，身为贵族者，他的子弟都可以通过恩荫做官，是大宋皇帝给我们的恩典，你凭什么说革就革？所以这两批人对范仲淹的新法就是抵制的。

再比如说精减机构。你把一部分州减掉，把一部分县减掉，这些州官、县官往哪里安？把衙役减掉让他们重新做农民，很多衙役就是原来不想做农民的人，你就等于打破他的铁饭碗。

所以明黜陟、抑侥幸受到上层的反对；推恩信、减徭役又受到下层的反对，在重重反对之下，“庆历新政”能够真正推行下去的实际上很少，很大程度停留在条文，这样一来，对改革的怀疑和对范仲淹的非议悄然而起，而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