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红

影响

根据第三国际的规定，一个国家成立一个共产党。台湾当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共为日共的一个支部，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共于上海组党后，原应负责与日共连络的谢雪红随即被捕并被遣返台湾，于是仅由林来旺返回日本东京与日共联络。

1928年4月23日林来旺返东京，发现于三一五大检举后，日共领袖虽有部份躲过逮捕但都在逃亡，林来旺几经努力才终于与逃亡中的日共联系上，这段期间，林来旺也招收了两个留学生林兑、林添进为党员。8月，林木顺潜至东京，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台共与日共的联系。9月23日，林木顺、林来旺、林兑、林添进四人会合，决议成立“东京特别支部”的组织，由林来旺为负责人，与日本共产党及台湾共产党岛内机关相互连络。10月中旬，林木顺理应带着日共的指令到台湾，但林木顺认为回台太危险而前往上海，终其一生不曾再返国门（林木顺于1931年日警在上海对台湾左翼人士大搜捕后下落不明）。

1928年10月6日，日共领袖渡边政之辅由上海经福州进入基隆港，欲带第三国际东方局提供的资金与指令给台共，于港务人员临检时被发现；渡边以手枪反击后，自忖无法逃脱，自杀殉党。1929年4月16日，日共党员间庭末吉遭警视厅检举时（史称四一六事件），身上查获党员名簿，由此追查出林来旺、林兑、林添进三人，此三人及大部份的日共重要干部被移办后，台共的东京特别支部被肃清，日共也已是风雨飘摇、自顾不暇，台共与日共的联系遂又告中断。至此由谢雪红领导的台共无法取得日共及共产国际的支援，只能依自己的判断进行各项工作。

日共瓦解后，对台共发展的最大影响在于，中共透过掌握与共产国际的连系管道，逐渐将势力伸入台共，虽然谢雪红基于台湾民族自决的思想极力的阻止，但最后台共仍被中共所吸收，谢雪红一派全被开除党籍，台共也由民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

主张发展策略

台共组党时的纲领是由林木顺在日共的指导下完成，这份纲领除了共产主义必有的阶级斗争主张外，最特别之处在于提出台湾民族的概念及“台湾独立”的主张，并将民族革命置于阶级革命之前。这里节录其中三段：

1.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殖民地，其本身尚残存著颇多封建性遗留物。然而革命的主力系无产者农民，是故台湾革命的社会性内容为对社会革命具有丰富展望的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亦是颠覆日本帝国主义、使“台湾独立”的民族革命。

2.建立左右两翼的共同战线，促进台湾总工会之组织，并以之作为产业别、地方别的组织，设置细胞置于党的影响下。

3.我们台湾的地位，因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我们必须认清，工人阶级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为最大多数的工农、小市民、贫民群众建设革命政府。

在组党时，参与组党的成员有鉴于日警对共党成员的大肆搜捕，提出“以文化协会、农民组合为中心，将积极份子纠合于文化协会，经一定时期后将文化协会改组为大众党”的发展策略。谢雪红被遣送回台后所执行的，正是上述的主张与发展策略。所以，台共在谢雪红的领导下，以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为掩护吸收成员，并扩大于上述两个组织内的影响力，最后并成功夺取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

农民组合结合

1928年5月，谢雪红被遣送回台，一个养女竟可以自学识字，并远赴莫斯科大学深造，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又因为她被遣送回台时，‘台湾日日新闻’刊登了一则新闻：“在对岸（中国大陆）逮捕一个‘摩登女郎’，被押解回台了。”，所以许多人知道谢雪红回来了。

当时农民组合正是最活跃的时候，会员数高达二万四千人，是当时最大的社会运动团体，农民组合成长过程得利于日本劳动农民党的帮忙，且在日本高压统治，严格取缔下，思想已左倾。6月，被释放后谢雪红回到台中，农民组合干部简吉、赵港、杨春松、杨克培等人相继去拜访她。日本警察沿革志中说，台共渗透到农民组合后，农组开始左倾，其实是错误的。早在台共成立前农组已经在高压取缔下，引发强烈反弹时就左倾了，谢雪红回台后，是农组干部主动与她连系，此时日本劳动农民党也因三一五大检举后被解散，农组在没有外援下，希望得到台共的支援，以加强农组的思想建设，强化对日斗争策略，当然，这也正好符合台共创党时所立定的发展策略。9月底左右，在台中农民组合本部，农民组合干部简吉、陈德兴、陈海、杨春松、杨克培等人讨论农组是否进一步与台共整合，并直接发表声明支援台共，因农组当时已有分裂局势，且第二次全岛大会召开在即，简吉不希望横生枝节而作罢，即使如此，仍可看出短短几个月农组与台共间的关系就已非常密切。1928年12月25日谢雪红将林木顺交由林兑转送的“农民对策问题”转达给农民组合领导者简吉，指示他将农民组合发展为台共的外围组织；12月30日，农民组合召开第二次全岛大会，会议中公布的议案与对策，即是依照“农民对策问题”的纲领进行的。

1929年2月12日农历年节日期间，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局指挥全岛的警察对台共及农民组合成员进行大搜捕（史称“二一二大检举”），其真正目标其实是台共，因为台湾总督府深怕台共可能会透过农民组合在农村的深厚基础，将农村发展为革命的武装基地。此事件之后，农民组合主要成员多被捕监禁，农民组合也成了非法组织。成了非法组织后的农民组合，如总督府意料的吓退了许多温和的农民，会员人数大幅萎缩，但留下来的更加激进，这是所有反抗运动在招受高压后的必然结果。此时的农民组合干部已有许多台共党员，之前未加入的，也相继加入台共，至于少数没有加入的，则将他们排除在阵营外。终究接下来的活动是非法的，可以说是完全“潜行”于地下，要非常有决心和向心力才行。二一二大检举对农民组合来说，确实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却也使农组完全融入台共的体系里，这可能是台湾总督府始料未及的。

夺取领导权

台湾文化协会由林献堂、蒋渭水于 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静修女子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后成立，是当时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台湾人团体，在文协壮大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左、右两派的对立，1927年1月3日在台中公会堂举行的临时大会，左右两派人马正式对决，左派人马胜出，连温卿、王敏川成为新的领导人，右派人马则退出文协另组台湾民众党，文协第一次分裂。

新文协虽然都是由左派组成，但是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思想也有岐异。连温卿主张成立左翼工会“台湾总工会”以对抗民众党的右翼“工友总联盟”；王敏川则主张联合左、右势力组成“台湾劳动团体统一联盟”。王敏川的思想符合林木顺的发展策略，谢雪红领导的台共便支持王敏川，于1929年11月举行的新文协第三次全岛代表大会将连温卿除名。这次的夺权行动由远在上海的林木顺发动，夺权成功后确实壮大了台共的势力，对于“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为掩护来发展台共势力，并且要联合各阶级抗日力量达成台湾民族独立”的策略确实又更向前推进，但是，如果由整体抗日行动来审视则有待商榷。

苏新晚年撰文时认为：“文协本来就是台湾各阶层的反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不是政党，不应该用什么马克思主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来进行什么‘理论斗争’来分裂文协，企图给文协穿上清一色的政治外衣。”或许这是相当中肯的检讨。

松山会议

台共成员很少，但活动力很强，1930年，党内一些年轻党员在台共的外围组织已渐渐取得领导权，主要如下：

赤色工会组织运动：苏新、萧来福

农民组合：赵港、陈德兴

文化协会：吴拱照、王万得

这些人冀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来领导，但是，这个一直无法联系上第三国际的党中央其实没什么资源，相关人事安排得不到第三国际的认可，权威性也是不足，这些实际从事运动且各据一方的要角对岛内党中央逐渐产生不满。于是谢雪红派遣林日高赴上海，与第三国际或中共连络，1930年4月16日林日高进入厦门，4月25日转赴上海，5月10日始会晤到翁泽生。林日高在上海期间，翁泽生对他相当冷淡，每日无所事事，虚度一段时间后，某日，有一中共党员告诉林日高：“近日将派人赴台，指令拟由其人传达，可先行返台湾。”林于是于七月底回台向谢雪红报告，之后，林因为原本即对党的活动日渐倦怠，加上在上海的遭遇让他更感失望，不久即以邮件寄送脱党声明给谢雪红，而庄春火随后也声明脱党。

两位中央委员的脱党让党内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于是谢雪红透过王万得借得张宽裕位于台北州七星郡松山庄上塔悠的住宅，于1930年10月27日~10月29日召开党扩大中央委员会，史称“松山会议”，这是台共重建后首次召开较具规模的会议。谢雪红于会中举出党无法发展的原因为“官宪的弹压，党员的不活泼，中央机关的怠慢。”并于各外围组织领导人报告后，针对党未来的发展进行讨论，这个讨论的结果彰显了谢雪红与这些少壮派的发展路线的岐异，这岐异在松山会议后逐渐发酵，终至台共走向分裂。双方的岐异主要如下：

1. 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恐慌让党内许多人认为革命形势大好，应该采取积极作为，谢雪红则认为在日警对左翼运动的极力打压下，应该以合法掩护非法，对合法的组织采取渗透、影响，并进而取得领导权，谢雪红的渐进式作法主要表现于取得农民组合及文协的领导权上。

2. 在工运的发展上双方也有岐见，谢雪红认为应该由个别产业工会先组织起来，再统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会；王万得等人则认为应先建立一个总工会，然后再扶植个别产业建立工会。这两种不同发展策略最大不同点在于，前者是希望联合不同势力的人，后者则希望建立极左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