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派

写作背景

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一股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思潮。这股思潮的倡导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思想家奥托·鲍威尔。其历史起因是，1907年实行普选制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选举中得到了100多万张选票，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团。这使该党领导人伦纳、鲍威尔等人产生幻想，一是想同奥匈帝国皇帝达成和平协议，不再主张各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君主制；二是放弃统一建党原则，使原有的统一的工人党一分为七(德国、捷克一斯拉夫、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意大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出现了“大国小党”的倒退局面。为维持统一的大奥匈帝国，鲍威尔提出一个民族文化自治计划，即在保持国家统一和维护旧制度的前提下，每个民族可以分别地组成超地域的特殊联盟，每个民族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解决纯属文化问题的机关。

这股思潮在俄国得到了回应。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政府用种种高压手段镇压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维护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在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民族主义倾向增长，他们同反动派联合起来，出卖民主，主张民族压迫或民族不平等，煽动和激起民族斗争，以便转移人们对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在被压迫民族的上层分子中间，民族主义倾向也在加强，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民族的资产阶级，竭力用民族斗争或争取民族文化的斗争，分裂各民族的工人，使他们脱离自己的伟大世界任务。这一切使民族问题在俄国上升到显著地位。而1912年之后，俄国的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高涨，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迫切任务。正在这时，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宣布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取消派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赞同民族文化自治；1913年崩得分子弗·李普曼、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甫·尤尔凯维奇分别发表文章，大肆宣传民族文化自治。

“民族文化自治”思潮不仅冲击着尚未走出革命低谷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设，而且为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倒向社会沙文主义开了先河，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两次会晤列宁后，在充分了解列宁的观点的基础上完成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该文的发表，有力地驳斥了崩得和取消派的分离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错误。

内容讲解

全文共分为八部分，由序言和正文七章组成。

序

在这一部分中，斯大林介绍了本文写作的背景和目的。就国内原因来说，主要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人们产生了悲观情绪，使得“民族问题”高于一切；又由于“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越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越加怒放。”因此，斯大林认为“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全面的讨论。”以“消除民族主义的迷雾”。

一、民族

斯大林为民族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后来斯大林根据实践的检验，觉得该定义不够确切，于是在1929年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将上述定义完善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阐述了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指出鲍威尔等人臆造的“民族概念”是“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

二、民族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运动的力量决定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无产阶级在其中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要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漠视阶级斗争问题而只注意民族问题”，工人们要“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努力争得民族自决权。

三、问题的提法

多民族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按照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组织自己的政权？是自治制、联邦制，还是分离制？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即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总的原则应当是：“民族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是更加重要的国家解放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即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比，只是从属的地位，因此，争得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才是民族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途径。

四、民族文化自治

斯大林剖析鲍威尔等人鼓吹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谬论，并具体阐明了“民族文化自治”与“民族自决权”的本质区别。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是与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相抵触的，其势必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所以，用“民族文化自治”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而且“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五、崩得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

斯大林极其深刻地剖析了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这一谬论的实质，指出其政治上是民族主义，其组织上是分离主义。其所得到的恶果是“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的涣散”。

六、高加索取消派代表会议

斯大林极其深刻地批驳紧步崩得后尘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文化自治”，指出，这对于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是荒谬绝伦的，是反动的妄想。解决高加索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区域自治。文中还深刻地揭露了取消派代表会议，指出这显然是和党纲原意抵触的，它违背了党纲。

七、俄国的民族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这也是贯穿全文的思想)。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权，具体办法是实行区域自治，坚持民族平等是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各民族的“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因此，“工人的民族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意义与价值

斯大林在这篇著作中批判了民族主义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号召用国际主义和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斯大林分析了民族运动的产生、形式和性质，认为当时欧洲的民族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是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其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他批判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提出而为俄国崩得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斯大林认为：俄国的民族问题是国家解放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国家完全民主化，才能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而实行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在一切方面 (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和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则是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斯大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了民族，为民族第一次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定义，详尽地阐明了民族应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彻底地批驳了机会主义分子、民族主义者们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等谬论，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提供了理论根据。这对于我们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民族政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