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直

基本简介

黄檀甫

在利兹学校里读完中学后，因成绩优异而直接升入大学部就读。1920年6月底他在利兹大学毕业。192 1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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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卢浮宫里与吕彦直邂逅并结下深厚友谊。1922年3月，吕彦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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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办了“真裕公司”。真裕公司很小，吕彦直主内搞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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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外承接业务。1925年9月20日，中山陵墓图案评奖结果揭晓，获得中山陵墓图案设计第一名的吕彦直，立刻名声大振，遂对外宣布设立彦记建筑事务所。

以往的著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获奖之前，吕彦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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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以真裕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彦记建筑事务所是在1925年9月20日，吕彦直的中山陵设计图案获得一等奖两天后才正式宣布成立的。人们更不知道真裕公司，以及真裕公司与彦记建筑事务所的关系。

受托成为吕彦直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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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1926年3月12日代表吕彦直出席南京中山陵奠基典礼、并在典礼上代表吕彦直发表讲话这一事件开始，代表吕彦直在公众场合与媒体和政府打交道的。实际上自创办真裕公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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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彦直就已互为臂膀了。与吕彦直的沉静缄默相反，年轻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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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外向，善与人交往，善演讲，每次代表吕彦直与南京政府的官员交涉、与葬事筹备处协商，都令吕彦直满意。1927年9月初，吕彦直再次病倒，病情比1926年春的那次要严重得多。同月，接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邀请函，已无法应邀南下了。病榻上的吕彦直，无法知道自己能否闯过这道鬼门关，履行1926年11 月3日与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签订的建筑师合同，完成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任务。为继续自己的未竟之业，他决定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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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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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吕彦直此举的意义，更明白“全权代表”的职责和分量。此后的几十年当中，所有涉及吕彦直及中山陵、纪念堂纪念碑建筑等事务，他都没有辜负吕彦直的期望和重托。

跟踪拍摄中山陵和

纪念堂的建筑过程

作为吕彦直的全权代表，除了主理真裕公司、彦记建筑事务所的日常业务，参与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全过程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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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替吕彦直料理后事、归还遗物；二是跟踪拍摄中山陵和纪念堂的建筑过程。

南京中山陵第三部工程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过程照片，主要是由上海的“王开照相馆”负责拍摄的。

据上海相关报载，王开也是广东人，原名王炽开。擅长人像和外出拍摄。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曾请他拍照。此后的数十年里，上海南京一带的名流，无一不是请王开为自己拍摄“标准像”的。

1925年底，吕彦直应邀到王开照相馆去拍摄“标准像”。王开把吕彦直的性格特质用灯光和镜头，真实地纪录了下来。1927年初秋，王开又派摄影师到彦记建筑事务所吕彦直的办公室，为吕彦直拍摄工作照。双方遂建立了友好的联系。闲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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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有机会请王开摄影师为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过程拍照。

吕彦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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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经过欧美大学严格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有着十分强烈的记录意识和文档意识。从中山陵开工之日起，他们就希望能把每一道大工序的主要施工过程，用现代照相技术记录下来。然而，直至1929年3月18日吕彦直逝世，吕彦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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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条件去实现这个计划和愿望。

1929年5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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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接掌南京中山陵第二部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后，终于下决心请王开照相馆的摄影师，把中山陵第三部工程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过程，全部拍照记录，以便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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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安排一个工程师，陪同王开照相馆的摄影师根据工程进度，往返于南京和广州之间，实地拍摄下南京中山陵第三部工程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工程主要工序的施工和完工现场，为中山陵和纪念堂、纪念碑建立了一整套极其宝贵的建筑档案资料。据笔者考证，现存在世的两张吕彦直成年后的单人照片、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施工及竣工验收的近200幅照片，均出于王开照相馆摄影师之手；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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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安排摄影，并提供给各报社和政府各部门使用的。

正是凭据这套实地拍摄的照片，80-9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得以看见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过程的真相，给保护这两大国家级文物，预备了最关键的文献式的实拍照片。仅此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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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值得所有直接或间接使用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这两座纪念性建筑物，以及这两张“城市名片”的人纪念。

建宅藏图

1930-1940年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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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巅峰阶段，身为真裕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他，先后兼任南京中山陵施工建筑师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计划工程师、广东省建设厅技正(工程师)、广州西村士敏土厂的总经理等职务。

193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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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开甲的孙女、燕京大学金钥匙获奖者黄振球成婚。家庭生活安定下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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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考虑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图纸、照片，以及吕彦直的大量图书资料的长期收藏和保管问题了。行内人都知道这批图纸资料的价值和意义，当时，觊觎这批珍藏的是大有人在。为了确保这批图纸资料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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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以成家建宅的名义，在上海郊区购地建宅，在安家的前提下，给图纸资料建筑一个永久的收藏处所。

吕彦直在世时，真裕公司是没有什么钱的。吕彦直死后，真裕公司名下的“彦记建筑事务所”也更名为“彦沛记建筑事务所”了。为了保住真裕公司这块与吕彦直共同创立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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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引入股份制，把真裕公司改组为真裕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很多名人、有钱人都慕名入股。如今，上海收藏界还保存有真裕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当年所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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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经营地产业务的便利，在吕彦直曾经长期居住过的虹桥疗养院附近，买下一块面积为26亩的土地，并在其中兴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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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虹桥宅院在上海小有名气。孙科就是虹桥黄宅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曾经在孙科的陪同下，携子、子媳到虹桥黄宅来享用茶点。陪同者除家属亲随外，还有数名外籍人士。离开前，卢慕贞等还在屋外门前台阶上合影留念。

此外，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也曾多次携女儿廖梦醒到虹桥黄宅来作画写生。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美国领事馆官员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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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座中西合璧的住宅，及其隐藏在绿树林荫中的优越环境和地理位置，想用作领事公馆，曾多次前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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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购买事宜。开价从15万美金起节节攀升。15万美金，这在上世纪40年代简直就是个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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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所动，他对妻子黄振球说：房子的外形是自己专为怀念吕彦直老友而设计的，是无价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卖。

在这所大宅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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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辟出大房间，存放中山陵、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图纸、照片和吕彦直的图书资料。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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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介绍，图纸都是用大洋松木箱封装保存的，这些大洋松箱子，4只拼起来就相当于一张双人大床。大木箱从地面一直垒高至房间顶部，可见图纸及图书资料的数量之多！

1945年夏，为了确保图纸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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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雇人在虹桥大宅的假山旁边挖防空洞，把中山陵、纪念堂纪念碑的图纸资料，藏进坚固的防空洞里隐蔽保存。

1950年某日，黄家突然接到“上海市军管会”的通知：征用虹桥路1590号黄宅，让给援华苏联军官居住，限黄家在72小时之内搬出(军管会写有借条)。当时，

黄檀甫

已经离开上海返回香港。接黄振球电报后，

黄檀甫

即回电妻子，嘱其“必须首先将中山陵、纪念堂、纪念碑等建筑图纸、照片，以及吕彦直的图书资料等全部搬出，其他东西尽力而为之”。

图纸的下落

1950年夏，虹桥路住宅被无偿征用后，装载有中山陵、纪念堂、纪念碑等建筑图纸、照片，以及吕彦直的图书资料的大木箱，被迫几经搬迁，最后搬到了永福路72弄1号。没有地方存放的图书箱子，只能拼成长方块，铺上被褥当床使用。

1951年2月，

黄檀甫

以“隐匿敌产”的莫须有罪名，被关进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原先被军管会“征用”的虹桥路那座占地26亩的自建房产，也一并被“没收”掉了。吕彦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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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创立的真裕公司，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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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狱而于195 1年2月歇业。

1953年底，

黄檀甫

刑满出狱，除每周向派出所报告外，平日就在家看书度日，不时有朋友或以前的下属前来探望。其间，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的冯少山(前真裕股份公司副经理，中共地下党员)介绍黄到“政协”和“民革”学习。经过“学习”和“思想改造”，1956年，

黄檀甫

把南京中山陵的设计图纸、设计文件；南京中山陵奠基典礼上展出的中山陵木模型等一批国宝级的珍贵图纸资料、文物等，无偿地捐献给了政府。

1959年，

黄檀甫

在饮早茶闲谈时，谈到了“中苏有矛盾”的问题。因此而获判4年徒刑。为了活命，黄妻开始变卖家里的书籍、物品。

黄檀甫

收藏的部分图纸，被分次拿到上海五原路废品收购站去变卖。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图纸就在其中。

一日，上海档案馆的一个老馆员路过废品站，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图纸，立即报告馆领导。后来，上海档案馆受广州档案馆的委托，以200元的价钱(当时是笔很大的数目)买下了这批图纸，并寄运到广州。现在，这批近400张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建筑设计图纸，为广州档案馆所收藏，几近“镇馆之宝”。关于这批图纸的特征和基本内容，笔者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一书中，已有相应的介绍和细致的分析，故此处不再赘述。

1969年1月20日，

黄檀甫

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吃晚饭时他重提对家人的歉意及未能保住吕彦直遗物的内疚之情。还喃喃地自责：“不知道将来有何面目去见老友？”一种难以言状的愧疚、惶恐，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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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头。次日，

黄檀甫

在家中辞世。

黄檀甫肖像(1930年代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