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张居正
明人绘《遗像》
嘉靖四年（1525年），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据说张居正出生的前其曾祖父做了个梦：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12]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同年，张居正做了补府学生。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居正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1]
张居正书法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1]
位列次辅清人绘《画像》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1569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担任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1]
首辅万历张居正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
万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1][2]
初改财政雕像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
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1]
赋税改革画像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劳瘁而死明神宗御赐匾额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老父文明去世，神宗诏谕张居正夺情。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历7月9日），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
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1][3]
为政举措政治共3张明长城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张居正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曾于隆庆二年（1568）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革除嘉靖以来的各种弊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张主要有“省议论”（禁绝空言，讲究实际）、“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明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抚民众）和“饬武备”（训练军队，严守边防）等。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主张还未能付诸实施，但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张居正改革的最初蓝本，可以说，这是张居正全面改革的前奏。
明神宗1572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即明神宗。明穆宗在位时，十分信任张居正，因此他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联合推倒高拱，成为首辅。由于神宗年幼，于是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张居正裁决，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辉煌。
自万历初年开始的张居正改革，首先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等。这一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这些，都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张居正对嘉靖、隆庆时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社会状况深恶痛绝。因此，他担任首辅之后就果断采取措施，整治腐败，决心扭转政风士习，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重振往日的辉煌。
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贪污数额之巨，令人触目惊心。严嵩素有“钱痨”之称，被抄出的家产竟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素有廉能之誉的徐阶，他拥有的金银虽无确载，但从其占田达四十余万亩来看，可知其贪污积贿亦相当可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权臣显贵的影响下，大小官吏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就连以惩贪为己任的监察机关也日益腐败，御史出巡往往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而对于逢迎之徒，即使赃贿狼藉，鱼肉百姓，也毫不过问。
张居正对政治腐败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人民的逃亡和反抗“并非老百姓喜欢犯上作乱”，而是“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大小贪官视朝廷明诏法令如故纸，政令难行。更有甚者，“收受祸国者的贿赂，纵放祸国者而不加以拘捕……”因而他认为：“治国之道，没有什么比安顿民生更为紧迫的；而安顿民生之第一要务，在于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乃是改革政治和整顿吏治的关键。有鉴于政治腐败的危害性，张居正惩治腐败的主张在其独柄国政后得以在各方面付诸实践，并贯穿于改革的始终。[23]
军事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积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张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军队围困北京时所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有鉴于此，待他执政后，“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进行一番整顿。
张居正一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在选任边将时，张居正知人善任，他所重用和信赖的一批守边将领，大都英勇善战，效忠王朝，并为保卫边防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蓟州一带，他任用戚继光镇守，练就守边的精兵，修筑了沿边防线的“空心敌台”，还因地制宜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沿线的边防。历史家称赞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戚继光也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万历十一年（1583)，当戚继光移镇广东时，陈第赋诗送别，诗云：“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反映了边境人民对戚继光保境安民功绩的景仰和舍不得让他离去的深情厚意。
在辽东，张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战能力高强，善于指挥御敌，威望甚高。在他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东北少数民族的进犯，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宁。[24]
经济清丈土地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一条鞭法
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浮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通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中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上的手续，大大限制了地方胥吏从中的营私舞弊。一条鞭法的推行，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使得豪强地主要隐产瞒丁、规避赋役变得比较困难，而针对一般农民的“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第二，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雇役制度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只要交纳一定的银两后即可免去劳役，并能比较容易地离开土地，进一步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活动，这使得先前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这样做也比较简便，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则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般佣工自给的工商业者和囊丰箧盈的富商，又因无田而得以免役，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的万历初期，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根据“摊丁入地”的原则，不仅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户可以减轻一些力役的负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城镇的工匠和商人也因为无田而得到“免差”。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一条鞭法的实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明中叶以后，货币经济有新的发展，白银成了交易过程中的流通手段，这使一条鞭法的实行成为可能；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反过来又促进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为普遍广泛，这方面也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推动作用。[24]
边贸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线，西至延绥、宁夏一带，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对俺答所部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使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好互市，相安无事。
当时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对和俺答设市贸易，说这是媾和示弱。但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主张。他据理力争，反驳说：“让俺答入贡通好，开设边境市场，使边民互通有无；限立期限，指定地点，严加管束，这不但没有坏处，反可使边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调援边塞的大批粮食，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协同筹划，使王崇古在边塞得以顺利执行睦邻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设市贸易。当时规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银、牛马、皮毛和汉族人民交换绸缎、布匹、铁锅、铁釜等物品。双方各派军队驻守保护，从此边境相安无事。对此，张居正在《九塞称臣》一诗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幕南秋色静王庭，月满边关夜不扃。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屯田督护休乘障，破虏将军早勒铭。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月满边关夜不扃……九重端拱万方宁”，并非张居正的无端夸饰。据《明史》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什七”，从而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24]
家族成员关系
人物
备注
祖父张镇辽王府护卫祖母-名字不详父亲张文明秀才母亲赵氏-妻子顾氏，王氏-轶事典故
《嘉靖丁未科进士序齿录》记录了张居正一家几代的学历。其中，“父文明，生员”。生员，也就是秀才。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20岁中了秀才后，屡试不第。而张居正自幼聪慧，两岁开始识字，12岁就中了秀才，13岁那年参加乡试原本有希望中举，但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爱惜人才，有意让这位神童接受“挫折教育”，硬生生让张居正落榜了。直到三年后，张居正才通过第二次乡试中举。不过这时他才16岁，实现了父亲张文明数十年未能达到的目标。
20岁，张居正第一次参加会试，居然又落榜了。这次，没有幕后操作。多年以后，张居正在给儿子张懋修的一封信里反思道：“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意思大概是，第一次考上之后，骄傲自满，不认真补习应试知识，反而四方闲读，结果失败了。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23岁的张居正再次入京参加会试，二战告捷，从此走上仕途。
张居正的考试经历也是格外有趣。可谓学习太好也是一种错。因为太出众，反而让考官给他挫折教育；因为太出众，自己也飘飘然，又经历一次挫折。[20]
个人作品百帝图[25]居正微语[26]权谋术[27]权谋残卷[28]张太岳集[29]驭人经[32]张居正奏疏集[33]《帝鉴图说》[33]《评庄》[33]《四书直解》[33]《书经直解》[36]《易经直解》[33]《诗经直解》[33]《贞观政要直解》[33]《资治通鉴直解》[37]《谟训类编》[33]《刻注解标题历朝鉴纲论抄》[33]官弈经[38]后世纪念
故居
共3张故居张居正故居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古城东大门内。荆州古城一条以张居正命名的街巷由来已久，顾名思义张居正故居就在这条街道上。由于历史原因，其故居毁于战乱。为了给后人提供缅怀、纪念张居正的场所，荆州市决定重建张居正故居。因“江陵碑苑”地理位置处于张居正故居附近，因此利用其闲置资源重建故居，并以其原有建筑景观布局。
张居正故居建设是古城旅游开发建设的子项目，由荆州市旅游局、荆州区政府组织实施。位于荆州碑苑景区内，紧靠东门宾阳楼景区，重建的张居正故居将以他生前居住的老屋为原型，属于明清时期四合院、小花园风格，突出反映故居原有的历史风貌和人文环境，还原历史建筑景观，展示张居正生平史迹文化。[12]
墓园
墓地
张居正墓区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西北张家台，占地15亩。墓区原有石人、石马、石龟、石狮等，后大多毁于文革时期。现存有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所立石碑一通，高3.6米，宽1.21米，上刻“明相太师大傅张文忠公之墓”。碑前还石制香炉，蜡台等。墓四周有土筑茔墙，尚依稀可辩。[13]2004年复建，2005年建成，占地14229平方米，整座墓园呈长方形，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分布于南北一条轴线上，由南到正中的北依次为石牌坊、石狮、山门、半月池、张居正塑像、神道、墓碑。两厢附属建筑东侧为太岳堂，堂内展出有张居正画像、帝鉴图说等珍贵文物及生平简介；西侧为纯忠堂；园内亭、廊环绕，砖石铺地，植银杏、香樟、松柏及梅、竹于其间，张居正墓园以土筑茔墙将其周合，在神道两侧分别置有石望柱一对，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其结构按明代墓葬等级制度布局。仪门后面的窗花设计分别为“鹊雀登枝”和“白鹿献瑞”。[14]
人物评价张居正堪称千古第一贤臣,张居正不是一般人心目中那种铁骨铮铮的耿直忠臣,他为官是有自己的方法和策略的。
张居正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他采取张居正变法也就是万历新政的十年间，大明王朝从一个行将就木变得昌盛起来。[9]
史书评价《明神宗实录》
：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41]《明史》
：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42]《
明史纪事本末》
：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43]《江陵救时之相论》
：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谬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幸者，又十年也。[1][4]历代评价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44]
李贽：“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44]
邹元标：“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44]
陈子龙：“江陵辅政十年，国帑余千余万”，“是时九边晏然，内库充积，后来五十年太平，此基之矣。”[44]
万斯同：“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44]
刘献庭：“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44]
梁启超：“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44]
柏杨：“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44]
樊树志：“近人由于对张居正的敬仰与同情，对这位‘磊落奇伟之士’的另一面三缄其口，甚至为之百般辩解。”[44]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潘博
：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崇祯帝
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瞿式耜：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
袁中道：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王思任：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差使还朝，即携一壶一榼，强投夜教，密询利害厄塞，因革损益，贪廉通阻之故。归寓，篝灯细记。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
唐甄：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罗定）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
顺治帝福临：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纪昀：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书法
梁启超
：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44]蒋介石：王安石以后最大的政治家，就是明朝的张居正。
黄仁宇：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44]
熊十力：窃叹江陵湮没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44]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陈泽敏
：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4]海瑞：“工于谋国，拙于谋身”。[44]
总评
董其昌书《张居正诗》手卷（局部）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4]
人物争议出生时间明清史著名教授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和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认为，张居正出生于五月初三，但根据《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记载，张居正为五月初五生人。[45]
夺情事件张居正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万历五年（1577年），多年未见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功亏一篑，他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武宗朝的大学士杨廷和也是一代名辅，收到父亲的讣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给居正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神宗还不能亲政，国家大政均需居正裁决，不想让居正回家守孝。最终由神宗诏谕群臣，再及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非议才消止。[21]
艺术形象文学形象张居正：“朱子讲的这个理是个亘古存在，你行不行它，它都在那里。就像天风、春有东风秋有西风，春行东风万物生焉，秋行西风万物焉，生也是善，伏也是善，春秋代序，四季有常，万物得以体养生息。这便是天时那个理。气却是个无处不在，顺风它也在行，逆风它也在行，无风了它还在行。朱子在这里说气是的恶的便是指的无风之气。譬若人之欲望，是自己的要得，不是自己的也要得，人人都生个贪得无厌之心、这使便是无风化疏导之气。此风一开、四处弥散，上下交征，做官的便贪，为民的便盗，于是邪恶之气使无处不在。“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提高了声调：“然则天上毕竟有个日头在，日光蒸烁，此无风之气终有散尽的一天。历朝历代到了没有风只有气的时候便是日光蒸烁气数要尽了。”高拱：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已经说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替也’。这就是说、贤臣是风，小人是气。”说到这里他也激昂起来：“贤臣小人时时都有处处都在、为君者择用而已。适才太岳说历朝历代没有风只有气便是气数要尽了，如果君主能及时选用贤臣罢黜小人，有风化在，这个朝的气数便不会尽，只是小人的气数尽了而已。”——《大明王朝1566》[19]
影视形象时间影视名称扮演者1980《湖海争霸录》张瑛[18]2006《万历首辅张居正》唐国强[15]2007《大明王朝1566》郭东文[16]2015《抗倭英雄戚继光》李东翰[17]上一篇：ck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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