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绳武

李绳武，李祖籍武安下白石村，从其祖父辈始迁至武安城，后定居武安城南门外（现武安棉油厂旧址处）。李有4男2女，长子培基，次子德基，三子厚基，四子崇基。其妻为武安城内大西关街张氏之女张秀珍，是一位受过教育，有知识的女性。李绳武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开明士绅，1938年，日本人侵占武安城后，进城必须持有良民证。李不甘受辱，不办良民证。虽住武安城南门外，家距城内不过数里。8年中，却从未进过日本人统治下的武安县城。有人介绍李妻到城内学校任教员，李绳武严词拒绝，并对其妻说：“我绝不答应你去城内学校教书，为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效劳”。1945年9月6日，武安县城解放，民主政府邀请李绳武参加减租减息会，李回到家中，把佃户集中起来，当众宣布减免了佃户的地租。1945年春节前夕，李绳武带着全家移居河南省开封市，后定居郑州，以行医为生。只有长子李培基全家留在了武安。[1]

李绳武不仅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士绅，也因主持编纂《民国·武安县志》而为武安文化作出了贡献。武安首部县志创于明代嘉靖年间，之后有《天启·武安县志》、《康熙·武安县志》、《乾隆·武安县志》多部问世，这几部县志虽为官修，然均未组织专业班子，终因人单力薄，搜集资料不全，考证史料不细，给后人留下许多缺憾。并且从乾隆四年（1740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已近200年未再续修。1933年冬，杜济美任武安县长，“奉檄修志”，发起成立武安修志馆，任命李绳武为修志馆馆长，吴淞中国公学预科毕业生，武安西大河人郄济川为编撰主任，王锦章、李本性、李正邦、胡振邦、李宏基、申文焕、谷腾蛟7人为编撰。另配有测绘，事务，采访人员25人，共计32人组成，修志馆设在县政府东偏院。开馆后，李绳武召集编撰人员先是研讨志书体例和修纂方法，搜集海内外名集数十种，用于参考借鉴。并派采访人员分往城乡各地调查田野史料，采访口述历史，“举邑之史地、图考、民财、建教、实业、社会、宗教、职官、选举、人物、艺术，下逮村镇风土，诸情实，无不撰述成篇”。在专题撰写成篇的基础上，开始全书的编纂。从1934年2月至1935年5月，历时3年脱稿。经费来源每保出资15元，合计680元，按时价可印500本。正拟付印，突遭“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志书暂停印刷出版。由李绳武将草正两稿，分藏两地，印书专款，存置商号，徐待时机。至1940年，伪县长王心耕“闻稿之脱也，索而阅之，亟欲付之剞劂，公诸社会”，责成编撰主任郄济川携款赴京，筹办出版。时隔7年，物价腾贵，原筹措的旧款6800元，已不够印刷500本的费用，实需9000元，不足部分由县财政补齐。郄济川在北京光明印书社校阅多遍，费时4个月，时至1940年仲夏，《民国·武安县志》终于与读者见面。《民国·武安县志》堪称良志。这部志书共22卷，约75万字。线装，外配紫布硬壳封套。武安图书馆保存有若干套，少量散落于民间人个手中。用现代志书的评价标准衡量，亦毫不逊色，可以称得上是“体例严谨，资料翔实，记述准确，印制精良”，成为现代人研究武安文化史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资料库。这部志书，概括起来有三大特点：一是保存资料丰富。明清两代武安的几部县志中的资料几乎悉数保留，同时又采访了许多口碑资料，有不少碑刻料，因年代久远，风吹日晒，字迹漫漶不清，或被毁被盗，经当时采编人员的抢救，保存在《民国·武安志》书中，使今人有幸方能够看到。有不少统计资料保存下来，使我们研究武安的历史才有了科学的依据。如果没有《民国·武安县志》，武安1990年版的《武安县志》也许会省下不少空白和缺项；如果没有《民国·武安县志》中对武安境外商业的调查统计资料，当今对“武安商帮”的研究，也许是一堆零星资料，而难以窥见全貌；二是考证史料严谨。志书资料的真实，准确，是志书的生命所在。《民国·武安县志》对前几部武安志书的资料不是照搬照用，而是逐一考证，以信史入书。诚如李绳武在《叙例》中所言“方志所以志地方史迹，著录家以入于史，……故纂辑方法，一本乎史法”。体现了李绳武严谨的编志态度。李在这部志书中对前几部武安县志中的许多资料至新进行了考证。试举几例：①长平坂，旧志云在县南三里，广袤八十里，白起诈坑赵人即此地，一曰长平在高平。《民国·武安县志》说：按《括地志》云：长平故城，在泽州高平县两二十一里，即白起败括于长平处。《史记·正义》云，赵西垒在交平县北六里，廉颇坚壁待秦处，东垒在高平县五里即赵括坚壁自败处，长本在高平无疑。邑志云在县南三里，广袤八十里，今武安县南，安得八十里之长坂耶，旧传已久，仍存古迹志，而附辩于此”。②“王伯当墓在县西北沙洺里，存疑。旧志云王伯当墓在武安，唐书无考。又传王伯当生时，天狗嚎于杏花村，今武安有狗嚎村即其地，此不可信也。”③民间传说，儒山为三国时曹植读书处，《民国·武安县志》考证曹生为滏阳曹珏，因珏为金代正大末年人，珏里居武安又甚近，故曹生为曹珏无疑。三是突破了旧的志书体例，增设新志目，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新的社会现象，旧志书的体例已经难以包括这些内容。因此，增设新志目，就显的十分必要。《民国·武安县志》新增了《党务志》对近代政党的兴起，给予了调查和记述。增设了《交通志》，对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引起中国社会的变化，铁路、公路的铺设，电灯，电话，电报的安装和使用，都作为大事，进行了记载，使志书的时代特点得以彰显。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专辟了《村镇志》作为附志，可谓创新。李绳武在《叙例》中称：“县以乡村为单位，旧志不详载村庄，殊为阙点。”在记述方法和内容上，“约略记述仿小志体例，各村山川形势，氏族变迁，土地户口，人民职业，无不详细记载。”对全县370多个村镇逐一摸底调查，所记文字虽简，要素俱全。成为今人了解社情、村情最珍贵的文字资料。总之，《民国·武安县志》为今人称道的地方很多，作为一部有传世价值的志书，被后人引用的次数多少，是衡量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而《民国·武安县志》大概是武安新旧诸志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部，而李绳武的名字也将随着这部志书的流传而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