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鼓
《世纪木鼓》透过一个民族进步的“特例”，真实、客观、生动地反映了我国50年来民族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意义巨大的突破。在今天的世界新格局中，一方面是和平、发展与进步的主流，另一方面却是新“冷战”和大国主宰所造成的纷争，民族战争和民族分裂使国家解体，灾难频仍，又为大国竞争层辟出了角逐场，新世纪忧虑重重。
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民族和睦，安定团结。《世纪木鼓》的史证性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所谓“人权”问题一再责难的一记震聋发聩的“鼓”鸣，一篇无可辩驳的回答。
《世纪木鼓》通过对我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的民族理论指导下制定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领导民族地区实现社会改革的伟大实践，用无数感天撼地的事实———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代又一代的各级领导、民族工作者直至一个个普通的共产党人、解放军战士的不可湮灭的史迹客观地再现了我党自红军时代初创，逐步丰富、发展的优秀民族工作传统，尤其是它的灵魂———“实事求是”的理论及思想精髓，从而追本溯源，对“解放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生动的揭示。作者对邓小平在50年代初，即时总结川西民族工作经验，创造性地阐发我党民族政策、方针、方法的历史回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并通过“佤族”这样一个“特例”证明，凡是照这样的理论和政策去做的，民族就团结，就进步；凡是违背这一理论和政策的，民族就分裂，就倒退。邓小平理论不仅是我国新时期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毫无疑问是我国民族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意义上，《世纪木鼓》不失为一曲高昂的“解放思想”的颂歌，一首革命传统、民族团结的动人诗篇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
《世纪木鼓》在生动记录历史的浩荡长卷中，始终回响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许多篇章催人泪下，激人思进，正气昂扬。作者在激越思辩的同时———同样通过“佤族”这一“特例”———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多向的、深层的、有意义的开掘，尤其对半个世纪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文化整理浩大工程的开展的重大意义及其后续的巨大影响作了令人信服的揭示，在这一点上，作品具有民族理论、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大型报告文学却采用了“新散文”的笔调、意向结构篇章，将重点放在了个体形象与群体的组合；历史与现实的照映、文化底蕴的揭示与时代精神的褒扬及各民族的“中华大家庭”对佤族进步发展的贡献。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作者黄尧三上佤山，进行了历时一年余的生活、采访、调查和艰苦创作。得到了西盟佤族、拉祜族人民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终得以完成。
毫无疑问，《世纪木鼓》是一部全面、客观、准确、公正地再现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发展和进步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一曲导向正确，主题重大，格调高昂，正气沛然的主旋律。它不独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也具有科学思辩色彩和理论深度，思想性艺术性达到较好统一的作品，是一部为时代和人民需要的好书。
目录引子
圣土篇
“司岗里”语
9. 我们从哪里来？——“司岗里，司岗里！”
9. 一个高明的起点和一个低徊的延误
13. “司岗里”谜面的破译
“司岗里”后
25. 史证的追踪
31. 史笔的封杀
34. 三佛祖预言
38. 黄金的梦想
热血木鼓
47. 马克思预言：没有尽头的战争英军破“四关”，“葫芦王地”受钳
56. 至尊的神木之鼓——佤山诸王拒诱一枚苦涩的果子
60. “班洪事件”——佤山孤悬十七佤王盟誓抗英
68. 没有记录的战争——班洪、班老喋血七十五日
71. 佤山木鼓——云海愤怒，悲风起自边远
76. 佤山木鼓——回旋的音符，不死的土地
悲歌木鼓
85. 木鼓连营——抗日碑石，一个瞬时被激动的地方
90. 木鼓童话——“三匹驮马”的传奇
99. 童话新篇——游击队的“牛肋巴”摇篮
103. 童话谐趣——遗忘的“皮包”
111. 童话“旧版”——狼与山羊
春天木鼓
119. 童话写意——“明朗的天”
126. 童话“门槛”——碧血樱花
136. 童话复仇——“普光”部队
144. 童话因果——一个圆圈的接点：人民胜利
解放篇
“团结”使者
161. 北京国子监——一个新的出发点
164. 邓小平说：“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178. 国鼎重云南——思普地区，三十四名民族头人进北京
……
新歌篇
纪元篇
试读部分章节引子
“司岗里”后
38.黄金的梦想
18世纪末至19世纪，由于云南西南边地经济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经济及商业的交流迅速扩大。居住在镇康、永德地区的佤族，因当地汉族封建地主的经营方式瓦解了原有的封建领主经济，也随之步人了地主经济的范畴。
在西盟、沧源及其周边的佤族，也与汉族、傣族和拉祜族发生了较多的交往。
千是，一种先进或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一种眼光，开始眺望这片云翳重重封闭的土地。
一个故事发生了。
一个完全不同于佤族传统叙述方式的故事。
一个在发生之初，历史还来不及剪辑的故事。
乾隆（公元1736—1795）初年，一个叫吴尚贤的汉人来到了阿佤山西北部的班洪。吴系云南省石屏县人氏。石屏为滇中要邑，文化渊源。其商旅发达，交通四方，尤与著名大锡产地个旧毗邻，深受其产业发展的影响。数百年来，石屏人氏多向矿业输入资财者，为此巨商大贾昌如茂林。而家贫无续者，又有“穷走夷方，急走厂”一途，历数百年而延为谋生传统。
吴尚贤早年在矿厂逃生，继后略有薄资。其人自幼聪颖，胆识过人，且豪爽忠耿，又颇识曲直，在锡矿经年历炼，深得技艺又谙熟商机。吴氏的“走夷方”，在当时不失为一大创造，而不仅是铤而走险。
其实，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不少汉人到阿佤山西北部的班洪、班老、班况及永邦一带开采银矿。其中，有些工匠艺人是随明永历帝和李定国去缅甸时流落下来的。因之，阿佤山富藏金银一说便不胫而走。
吴尚贤来到班洪，与佤人交好，并博得了卡佤部落酋长“主母大山王蜂筑”的信任。吴对佤王逐步演示他所精熟的一套开采和冶炼银矿的方法，使得佤王确信可以通过一种佤人“看得见”的方法从自己的山场里得到银子。不久，大山王与吴尚贤立木契建厂，名“茂隆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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