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

人物生平

凌升由呼伦贝尔蒙旗中学毕业后，先后任管理台站笔帖式(秘书)、骁骑校、劝学员、呼伦贝尔自治会副会长、海拉尔警察局副局长等职。此时，正值清末民国初年，清廷在这一地区改设民治，废副都统衙门，移民实边。由于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急，又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激起少数民族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他们在厄鲁特总管胜福、新巴尔虎右翼总管车和札的带领下，于1912年1月发起呼伦贝尔历史上的独立事件。在这次“独立”中，凌升作为胜福的得力幕僚，初露锋芒。此后，他被提升为佐领兼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帮办。

1917年夏，在日本扶助下，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2000余人突然袭击并占领呼伦城。在这紧急时刻，受副都统胜福的委托，凌升组织蒙旗联军，讨伐色布精额匪帮。在这一事件中，又一次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副都统胜福和各蒙旗的信任。不久，他出任厄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

伪满洲国地图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的“自治”失去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顺应潮流，识大体，于1920年1月6日呈请东北当局并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1920年以后，他先后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凌升自担任上述职务以后，强调民族及地区特点，主张重牧轻农方针。他建议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约束关内大批农民无节制地移入这一地区，制止军警廉价征购大批役畜和畜产品。为防止匪患，减少当地驻军对牧区的扰乱，减轻苛捐杂税，他经常奔走于海拉尔与齐齐哈尔之间，为稳定这一地区做出了贡献。这一期间，他又先后任蒙疆经略使顾问、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等，1928年，又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出任会长。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引起了日方的注意。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者”，是副职，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曾于1932年10月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1935年6月，以伪满为一方，以蒙古为另一方的“满洲里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哈拉哈庙归属问题”。凌升作为伪满一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他却没有自由发言权，发言内容需由名为代表实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异议并与斋藤发生争辩。日本原企图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进而拉拢蒙方代表，却因他如此态度而不达目的，指责凌升不为日“满”效力，心无诚意。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军方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主要成就

为防止地方势力即主要是凌升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在会议期间，即3月下旬，日本军方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凌升胞弟，字松亭，达斡尔族，生于1889年)，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4年)，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事前驻防与满蒙边境)、，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等。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福明泰胞弟，字泽吾，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8年)。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在拷问中，凌升一人承担责任，说：“别人无罪，都是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长春)，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4月14日，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遂于4月19日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年仅21岁、26岁)，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停职。

凌升等人在被害前，其家人应召去新京监狱会见。此时，他们已知道将要被杀害，但仍很坚强。临别时，凌升跪在地上，叩拜老父贵福。凌升在狱中曾用满文书写千余字的遗嘱，大意为，我被日本人所害，是因为保护地方利益，故引起他们的不满和仇恨。

凌升等人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自伪满皇帝溥仪以下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由此可见，处决凌升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

凌升被害后，其任特任官的老父贵福被撤职，在哈尔滨学习俄语的儿子被迫中途退学转入东京兽医高等学校。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通知溥仪，让他立即解除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溥仪不再同凌升家结亲。凌升家的财产亦在驻海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被清点，并派专人负责监管。

作为一名旧官吏，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凌升曾维护过封建统治，但他最终作为一名有民族正义感、民族气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他为呼伦贝尔现代史反抗外族欺侮和帝国主义侵略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人物评价史书评价

《

呼伦贝尔志略

》

：“志量豪迈，英风伟略，冠绝一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