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长

朱乃长的个人简介

朱乃长，翻译家，1929年生于上海，已有译著40种。1964年由台湾取道香港回到大陆，在上海师大任教。

简介

翻译家朱乃长1929年生于上海，1946年随家去台湾。先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学院(如今之台师大)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留台大外文系任教。1962年在英千里先生(英若诚之父，英达之祖父)的帮助下去文莱讲学，1964年取道香港回到大陆，在上海师大任教。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朱乃长已是有影响的翻译家,在台湾《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刊物有诸多译作发表。他还曾协助赵丽莲教授编辑风行一时、脍炙人口的《学生英语文摘》。

他受台湾几家出版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湖南文艺出版社等之约，先后已有译著近40种。如今，从不事张扬的朱乃长先生与夫人静处上海师大院内的一幢住宅楼里，在颐养天年的同时，仍继续着译事。

严谨翻译家

朱乃长先生在他的“译序”中写道:“我对《小说面面观》的中译本的兴趣与关心，起先是为了教学方面的需要。自1986年起，我在上海师大文学研究所给外国文学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英译中的翻译实践课。在教学实践中我先后把这几种译本和原著对照着仔细研读了几遍，惊讶地发现，这几种译本里都有许多错误――有些还是荒唐可笑的……。”(朱译本“译序”)这是朱乃长先生新译《小说面面观》的动因之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正是当时坐在讲台下的受教者之一。朱先生出于翻译家的职业道德感对错讹百出的译本的气愤我印象至深。他当时是把一个中译本作反面教材、与英文逐页对照来授课的)。
《小说面面观》朱译本共设注253条，其中作者原注11条，译注实242条。这数以百计的注释,所涉极为广泛(这与作者的博学与演讲的自由形式相系,同时也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人名、地名、作品、作品人物、原著引文出处、作家小介、专有名词、小说人物的彼此关系、圣经、各类典故、东西方神话、器物、食物、河流、作者杜撰的字、作者在演讲中的口误、关于作者某些见解的学术性评论(比如关于小说家司各特等)、某些单词的理解、英文不同版本(“企鹅版”与“收获”版)间的异文、译文正文中不便处理需作特别说明的内容、福斯特的学演语调、存疑待考之处等等。其中短注三、二十字,而长注则几近千字且并不少见。评析则涉及全书486个句子,事实上,其中每个句子又都涉及到3-5个不同译本的译法。朱译本对之或臧或否,逐一评点。在译注或评析指讹处，也涉及到几位甚有影响的译家(如杨苡、方平先生等),但朱乃长先生皆以面对知识的科学态度待之。我以为，朱译本为翻译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对匡正不良译风也必有积极的作风。

老实译者

朱先生译序中转引了陈原先生的说法：“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只有老实人才能打开科学殿堂的大门。”（第13页）窃以为“老实”或可释之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任何一个译者都不敢夸口能完全把握原作者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确切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有的译者能老实地告诉读者他的力有未逮之处，有的译者却故作解人，结果自然是读者受骗自家吃亏。比如对于给克拉克身份定位的fellow一词，朱乃长先生就老实承认“译者未能查明克拉克氏当时在三一学院的确切职务，故暂译作u2018研究员u2019。”（第61页）又如对librarians一词的理解，朱先生也坦白告诉读者他对具有此身份的两人“情况不详”，所以不曾想当然地解作“图书馆馆长”、“文献资料员”或“图书馆馆员”，而是暂译作“图书资料员”。（第61页）再如福斯特提及的 the Open Road，朱先生也不讳言自己的无知，坦言“究竟指哪类小说，待查，姑且按字面直译作u2018大路文学u2019。”（第65页）而有些译者则自以为是地译作《大路》或《众生之路》，把一种小说流派名译作一部小说名，诚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更有译作“一条阳光大道”者，更是谬之又谬了，朱先生对这些谬误有较详细的分析（第24页）。他认为有些误译者之所以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问题就在于“不老实”，“吃亏也在于不老实，做学问不求甚解”（第121页）。
然则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老实够格的译者呢？朱先生以为必须“不辞辛苦地认真努力”（第11页）。虽然我们无从想象朱先生怎样为了译安一字而捻断数须，但是单看他把前此五种中译本漏译、加译、错译、不准确之译以及译得较好之处一一摘录下来并加以评点就足可想见他不辞辛苦认真努力的程度。试看对the literature of Inns的翻译，他不但在脚注中指明有三种译本译作“法庭文学”，有一种译本译作“客栈文学”（第24页）， 而且在尾注中从Inns的词义、用法到亨利?菲尔丁的生平、著作及影响等多方面详细说明该短语宜解作“法庭文学”的理由（第65页）。再如对“收获丛书”和“企鹅丛书”两种版本中由facets变成facts，一个字母e之差，朱先生也不放过，而是排疑查惑再作定夺，认真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第219页）。如此之例书中俯拾皆是。其实，稍微从事翻译的人都知道这种对照、摘录、评点、释疑甚至比翻译本身更辛苦，也更能见出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之精神。还是朱先生一语中的：“只要译者认真负责，翻译中的许多问题大多应该可以解决的。”（第121页）

评价

唯有老实认真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因为老实，所以他的勇敢仅仅是实话实说而已；因为认真，所以他才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出版英汉对照本，任世人指点评说，这本身即是勇敢之举；更何况公开月旦指点五个中文版本的优劣得失，这更是大勇之举！听惯了温良恭让式的商榷，再面对朱先生的直陈对错，感觉简直是空谷足音，亦足以振聋发聩。其实，我倒觉得五个中文版本的译者不妨“勇敢”地站出来，或者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失，或者引经据典维护自己的得，不吭一声并非高明之举。开展正常的翻译批评，扭转翻译界的不良风气，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之力所能及，它需要“老实、认真、勇敢”的人们共襄盛举。

事实上任何人的译文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朱译亦当作如是观。他的译文似有追求口语化之嫌，个别之处不够简洁雅训。例如朱先生把As long as learning is connected with earning , as long as certain jobs can only be reached through exams ,so long must be we take the examination system seriously 译作“只要做学问关系到谋生存，只要某些活儿唯有通过考试才能搞到手，我们就得认真对待考试制度。”（第23页）就过于口语化，我斗胆试译作“只要治学关系到谋生，只要某些工作惟有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我们就必须严肃对待考试制度。” 另外朱先生也没有译出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正文前的“献词”和“著者按语”，也许是疏忽了，也许是朱先生所据以翻译的版本无此二者？
韩水法先生《微斯人，吾谁与归》有云：“在这个一切神圣性都已破碎的时代，受人敬重是一种绝响，而有人值得自己敬重就是一种福祉。”（《读书》2001年第7期）我与朱乃长先生素昧平生，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仵从巨先生作文称颂朱先生具有“一位老翻译家的职业道德感，匡正不良译风的使命感、丰厚的学养、高度的自信与非凡的勇气” （《社会科学报》2004年2月19日），深以为然。然而我因读朱先生译著而有所得，且深深敬慕其人其学，不亦为得享一种巨大福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