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

朱执信的个人简介

朱执信(1885～1920)，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名大符。1885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1904年以官费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党人。1905年8 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他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先后担任过《民报》、《建设》等刊物的编辑，积极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宣传工作。1920年9月21日，他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

朱执信 - 个人概述

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笔名蛰伸，县解．祖籍萧山。少年时，勤奋攻读，博览精思，对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颇有兴趣。1902年，入教会学堂。1904年夏，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班，并以学业之优考取公费留日。在日本东京主攻经济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廖仲恺等。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开始革命生涯。1905年11月，在《民报》第一号刊载《论满州虽欲立宪而不能》一文。1906年，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方言学堂任教员。同年，朱在《民报》上连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事迹，翻译《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部分内容。以后又撰写《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十多篇论文。1910年在广东顺德一带发动军民响应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朱执信参加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激战中负伤而到香港休养。同年，在武昌起义中，其负责策动民军会攻广州。广州独立后，出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负责编练军队，准备北伐。1912年4月，袁世凯篡权，朱执信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尔后，在日本继续进行讨袁斗争，曾到南洋筹措反袁经费，并多次奉命回广东谋划反袁起义。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7月为捍卫《临时约法》，又随孙中山自上海下广州，并担任护法军政府军事联络和掌管机要文书工作，负责起草《建国方略》。后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朱“从事思想之革新”。1918年，在上海筹办《建设》杂志。从1919年6月至1920年6月，朱写了100多篇评论时政文章，共40多万字。1920年9月21日，被桂系军阀杀害于广东虎门，时年35岁。次年1月16日，朱执信的灵柩安葬于广州东郊沙河驷马岗(今先烈路)。是日，孙中山亲自执绋。1936年因墓地有水蚁迁至“执信学校”内。

朱执信 - 活动年谱

1885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诞生于广东番禺“汪氏随山馆” (今广州市豪贤路)。

1894(光绪二十年)十岁，兴中会成立于檀香山。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四岁，父亲启连公因鼠疫病逝；习算学于汪仲器先生。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十七岁，与友人组织“群智社”以研究新学；母亲汪若昭太夫人病逝。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十九岁，考取京师大学堂预科；以第一名考取广东留日官费生；两位姐姐相继病殁。年底，前往日本读书。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二十岁，肄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八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被推举为同盟会评议员兼评议部书记。十一月， 《民报》发刊，发表《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十二月， “取缔规则”风潮发生，反对退学归国。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十一岁，继续为《民报》撰稿。夏季，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参加香港《中国日报》主办的“广东地方自治”征文。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二十二岁，继续为《民报》撰稿。春，自日返国。返国后任广东高等学堂暨法政学堂教习。参与刘思复谋炸李准事。冬，与杨道仪女士结婚。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二十三岁，党人于广州巡防营设立“保亚会”。参与策划巡防营的起事。经赵声介绍，结识由皖人粤的倪映典。开始运动“民军”参加革命。

1909年(宣统元年)二十四岁，主持广州天官里机关部的建立工作。同盟会南方支部正式成立，设会所于香港黄泥涌道。介绍陈炯明、邹鲁至南方支部，正式加入革命组织，继续运动民军、新军参加革命。扩大革命宣传工作。

1910年(宣统二年)二十五岁，兼任两广方言学堂教习。于两广方言学堂倡设“尊孔会”。主持香港《中国日报》笔政。

1911年(宣统三年)二十六岁，任《中国日报》主笔，广州《可报》编辑，鼓吹革命。联络民军，亲自参与“三?二九”进攻两广总督署之役。五月起，主持香港同盟会机关部。十月，武昌起义后，负责接洽李准反正事宜。联络并指挥民军响应起义，促成广东光复。十一月，广州光复，军政府成立，受任“总参议”。组成北伐军，参加北伐战争。负责拟定广东临时省议会组织法。

1912年(民国元年)二十七岁，佐理粤政。设计十余万民军的处理方案。二月，兼执法处长。四月，任广东核计?院院长。五月，兼广阳绥靖处督办。为“三?二九”七十二烈士兴建纪念碑。

1913年(民国二年)二十八岁，六月，辞核计院院长等职，前往香港。七月，由香港到上海。以准备前往欧洲留学的一万余元捐助淞沪讨袁军。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上海经福州往香港，代表中山先生对粤事有所安排。冬，携眷属及弟秩如，并偕同廖仲恺一家前往日本。

1914年(民国三年)二十九岁，三月，中山先生命邓铿返粤主持革命军事。五月， 《民国》杂志于日本创刊，先生全力撰稿。生恶疮，行动不便。七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于东京。九月，返港协助邓铿讨袁。受邓铿委派，前往新加坡等地筹款。十一月，留诀别书后进入战地准备大规模起事。领导惠州、博罗、佛山起事，并曾攻占电白。

1915年(民国四年)三十岁，主持澳门机关部工作。策划讨伐龙济光事宜。幺妹病殁。十一月，奉中山先生召请赴日，筹商讨袁事宜。中旬，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十二月二日，受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十六日，返回澳门。

1916年(民国五年)三十一岁，二月，指挥番禺石湖袭击兵工厂之役。写作《李祺扔死事概说》。三月，策划袭击黄埔肇和兵舰行动。四月，指挥民军攻占新宁、梁城等地。六月，袁世凯死，停止讨袁军事活动。年底，奉中山先生命令结束中华革命军，前往上海。

1917年(民国六年)三十二岁，一月，为中山先生《会议通则》书作序。三月，奉中山先生指示，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七月，随中山先生南下护法。

1918年(民国七年)三十三岁，受命联络广东地方军队，并负责招募新军。四月，代表中山先生前往日本。五月，军政府改组，从事党务工作及著述。

1919年(民国八年)三十四岁，居上海全力从事著述。五月，“五四”运动爆发。八月主编《建设》杂志，陆续发表文章。创作新诗《毁灭》等篇。创作新小说《超儿》。几次前往漳州，协助地方建设并培植革命武力。

1920年(民国九年)三十五岁，继续在上海著述。8月，在漳州的粤军回师广州。返粤联络民军响应。九月，运动虎门炮台独立。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的纠纷，不幸殉难。

朱执信 - 个人生平

朱执信，原名大符，字执信，中国民主革命活动家，理论家。祖籍浙江萧山，生于1885年10月12日，广州番禺城内豪贤街“汪氏随山馆”内。父亲朱启连是当地有名学者，精通诗词和古琴，人称“琴王”，曾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母亲汪若昭出身书香门第。光绪二十五年（1899）后，３年内父母因病相继去世，他和弟妹便由住在广州的舅父抚养。

朱执信童年进私塾念书，酷爱文艺著作,又从舅父汪仲器学习数学。《辛丑合约》刺激朱执信关心国事。1901年12月，他作《读辛幼安南渡录感叹题后》一文，阐发自己反抗清政府镇压人民的思想，被广州著名学府广雅书院拟取为文学第一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广州的新型学校――教忠学堂，后又同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组织“群智社”。在教忠学堂和群智社的两年中，朱执信除了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外，还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这些书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朱执信影响很大。

1904年，朱执信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官费赴日留学考试，在应试的200多名学生中，他以第一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他首次离别广州，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他主修法政经济，并攻数学、医学，通英、日两种外语。在东京，朱执信结识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和重要骨干，被选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要撰稿人，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保皇党的改良理论，并鼓吹民生主义，肯定社

会革命不可避免，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创建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归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及两广方言学堂等校任教。积极从事联络，与新军中的赵声、倪映典等人经常秘密策划反清斗争，发动民军进行武装起义。是年与杨道仪女士结婚。1906年1月，朱执信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逝世，人心浮动，朱执信决心发动广州起义。他与赵声、邹鲁等计议：由邹策动防营首先发动，朱即集合民军，赵策动新军响应。预定12月13日前正式发动，不料期前８日邹分发会票给防营同志时消息泄漏，致被迫完全放弃原来计划，同志中有被捕者，幸均未供出朱、邹姓名，故朱等仍安然无事。1910年２月的广州新军之役，朱执信负责发动顺德一带民军支援。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举世闻名的黄花岗起义中，他既是黄兴在统帅部的得力助手，又是负责围攻两广总督衙门的“先锋”队（敢死队）的领导成员。该日下午，他匆匆赶到小东营五号参加突击队，操起一把剪刀，拿起两枚炸弹，同黄兴等人一道扑向两广总督衙署。进攻中，炸弹用尽，又从牺牲同志身上捡起短枪，与敌巷战，负伤仍继续战斗，经过一番激战，朱执信带领20余人击毙敌人，但敌军渐多，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只得撤退。他带着伤痛，混入清军，镇静地折入横巷，绕至双门底(今北京路)附近的林氏书塾，然后悄悄，地乘船离穗赴香港。此后，又多次参加革命武装行动，每次临行之前都给家人留诀命书，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在广东发动民军会攻省城，迫使清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血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之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裁撤民军，编练军队，整顿军纪，准备北伐。并帮助姚雨平从民军团体挑选精英，迅速组成一支万余人的精干的“北伐军”开赴前线。南北和议达成后，任广东都督胡汉民的审计院院长兼广（州）阳（江）军务处（后改称绥靖处）督办。在广东审计院长任内，清贫廉洁，一丝不苟，严格执法，不徇私情。

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与廖仲恺前往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14年9月奉命返粤，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参与策划一系列武装斗争，协助邓铿主持广东的讨袁军事，并受邓委派前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筹款，继又主持驱逐袁世凯心腹、粤督龙济光的军事活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不一致而失败。1915年11月，奉孙中山召请赴日本筹商讨袁军事，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受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军事，得到孙中山拨给的大批经费，由张发奎、薛岳、李扬敬等人协助，在澳门秘密设立讨龙军事指挥机构，同时积极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 次年1月，在惠州等地举兵讨伐袁世凯。

与此同时，朱执信仍坚持理论宣传活动，为《民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政论。在《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及《革命与心理》等文中，揭露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了当时反动分子把革命者及其主张诋毁为“暴民”和“暴民政治”的谬论，反复指出“民心恶袁”，坚信民主革命必然胜利。

民国6年（1917年）夏，按孙旨意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一书，反对参战。1917年7月，朱执信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随孙中山率北京政府起义海军南下护法。1918年5月，由于滇、桂军阀破

坏，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孙辞去大元帅职。朱执信随其离开广州到上海，协助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准备驱逐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五?四”运动期间，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发表《革命党应该如何》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时，奉命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辑撰述工作。

1920年夏，孙中山决心驱逐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执信于６月下旬再次被派赴漳洲，敦促驻扎该地的粤军西进讨桂。旋又不避艰险前往广州，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伐桂系军阀的行动。1920年8月间，朱执信受孙中山派遣，参与“粤军回粤”之役，对付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8月下旬，粤军攻抵东江一带，桂系军阀莫荣新将其主力全部调至前线增援。粤军由于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加上兵力还不及桂军，“忽遇强敌，全线为之一阻”。于是双方在东江流域的惠阳、河源、龙门一线呈胶着状态，谁胜谁负，难见分晓。这时，朱执信旧部、虎门要塞的肇军表示愿意脱离桂军，要求他到虎门主持一切。为使粤军摆脱困境，朱执信冒险进入虎门。在他的策动和民军纷起的压力下，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9月21日，朱执信到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冲突时被桂系军阀杀害。朱执信牺牲的消息传来，孙中山悲痛地说：“执信是革命的圣人”。“执信忽然殉折，使我如失左右手”。1920年12月15日，朱执信烈士灵柩由宝璧兵舰运回广州。1921年1月16日葬于广州东郊东沙马路驷马岗（即今先烈路），孙中山亲自步行执绋，他的墓建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六年，因墓地有白蚁，将遗骸迁到墓南的执信中学，原墓则为衣冠冢。军政府公祭大会，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致祭文，并亲自出席追悼大会。大会决定建立执信学校以为纪念，孙出席执信学校（今广州执信中学）成立会，亲临致词。

朱执信生平著述甚多，以蛰伸、县解、去非、前进等笔名撰写大量政论文章，载诸国外者有仰光、雪梨、新加坡各埠报刊，国内则见之于《民报》、《民国杂志》、《上海晨报》、《星期评论》、《闽星杂志》、《建设》杂志。遗著编有《朱执信集》。朱执信纪念碑在虎门镇海军医院内（现执信公园）,民国十二年（1923年）年立，碑高7.2米，碑座边宽2.6米，用光面花岗石砌成。碑上有胡汉民于民国二十年手书的碑名和民国二十一年撰书的碑文。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填塞碑铭，1986年修缮复原。

朱执信 - 个人评价

朱执信在政治思想上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上系统地阐发了“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土地国有”等思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主张“民族自决”，并且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独立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之一部”。此外，在辛亥革命前，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曾作过若干介绍。他同情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

朱执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他相信科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承认人类“是从猴属发达来

的”。他反对所谓“精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论调，认为人的精神“依托物质”。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客观世界可知。他说，人的认识“有学而知，有习而得，前者所谓教育，后者所谓经验也”。而“经验”，则是“由事物而生，未有事实，何由有经验”。朱执信的社会历史观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思想成分。他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封建制度必然进化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长久，人类社会必将进到没有国家、阶级的平等、互助的“共产社会”。他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存的事实”，说“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并且指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使阶级和阶级斗争“绝灭”。此外，朱执信还注意从经济上探讨一些社会现象的根源，认为社会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产生，均有经济上的理由。同时他也相信抽象的“互助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组成社会在于“互助”和“相爱”，说人类“贵互助不贵争斗”。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属于唯心主义。

朱执信的无神论思想较为突出。他反对“耶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有神论。他以进化论思想尖锐地批驳“上帝造人”等谬论，说：只要我们“从进化论入手，则知宇宙中经无数进化而始有人，决非被上帝创造者”。他告诫人们：信教是一种“慢性精神自杀”，我们切不可做“神的奴隶”。他认为，要真实地了解“人生问题”，就必须依据科学的进化论，对于“古来宗教之种种迷谬之传说，不可不从根本上概予打消”。

朱执信 - 个人著作

朱执信的著作集有：《朱执信集》（2卷），建设社编，民智书局1921年版；《朱执信文钞》，邵元冲编，民智书局1926年版；《中国国民党丛书?朱执信文存》，邵元冲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35年版。还有民智书局出版的《朱执信先生自书诗遗墨》等专集。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的《朱执信集》（上下集），是个较好的版本。

朱执信 - 人格特质

朱执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一生致力于创建民国和维护民国的伟大事业，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与廖仲恺、黄兴等同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辞海》记载“朱执信，中国民主革命家”。

朱执信19岁时参加广东官费留学资格考试，在200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夺冠，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和其他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随即加入同盟会，走上了他毕生为之奋斗并为之献身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

1920年夕月21-日，朱执信前往广东虎门调停攻人虎门的东江民军和驻虎门要塞的丘渭南部队之间的冲突，在两部

官兵突发的骚乱中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殉国时年仅35岁。

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廖仲十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提议，在朱执信殉国一周年即1921年，创办了执信学校，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朱执信出身书香世家，自小受家学熏陶，父亲身上所具有的忧患情怀和正气傲骨对少年执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以后革命洪流的炼历中，他不但充分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才干，更形成了坚忍勇猛、疾恶如仇和清廉自律的人格特质。

朱执信臼投身革命起，便立下决死为国之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曾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先生不论何役战争，皆曾参与，且必躬冒矢石，不避艰险”(孙中山语)。每逢冒大险之前，他都会给家人留下“诀命书”，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吾本东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闲，冒险杀贼，尚差足以自快，家中视吾已死可也。”这是朱执信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经常表达的人生观和生死观。胡汉民这样评价他：“执信先生生平不晓得一个‘险’字，只晓得主义，只晓得猛进。”

在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一战中，他是120名“选锋队”队员之一。起义当天，队伍在小东营集合出发。执信与平时一样穿着一件旧长衫，有人对他说：你穿成这样如何打仗?执信一听，即时从旁人手中夺过一把大刀，“咔嚓”一声割掉长衫的一截，哈哈一笑道：这下方便了吧!起义的冲锋号一响，他腰掖两枚炸弹，大喊一声，和黄兴一起率领起义军冲人粤总督府，随后又兵分两路，攻打粤督练公所，与清军展开血战。炸弹用完了，他又从地下躺着的伤兵手中拿过长枪，继续战斗，直至身中枪伤被清军冲散……。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声威却从此愈振”(孙中山)。为纪念黄花岗战役的惨烈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孙中山下令，给朱执信等英勇将士颁发革命军功牌。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辗转流亡日本。朱执信则继续留在广东、广西和港澳一带协助该地区革命党人策划下一步“起事”的工作。当时形势十分恶劣。袁世凯在广东的走狗龙济光，发布通缉令，悬赏两万银元缉拿朱执信。另一方面岑春煊军政府(当时岑任军务院代抚军长一职)又处处刁难妨碍朱执信的行动。朱执信当时的情形不但是孤军作战，而且是两面受敌。在那段极其艰辛危险的日子里，朱执信奔走于广东、广西、港澳三地，跋涉于乡村的山坳丛林，在山边的茅寮石洞中策划了周密的“讨龙”军事计划，并联络了南、番、顺、清远、台山、阳江等地的绿林，为后来的“讨龙”军事行动储备了武装力量。任务完成后，朱执信到日本会合孙中山，同志们知道了朱执信在国内开展斗争的艰难后都感慨万分，无不感叹说：执信这人，为了主义，如此坚忍，“如若换了别人，该早就放弃了!”

朱执信在一次和好友林直勉谈论理想人生时，讲到了他的人生观。他说：“民间常用砂煲来煨汤煮食，有可用以煮饭煮汤经岁月磨损而坏的砂煲，也有可用以盛装炸药掷向盗贼而即刻破碎的砂煲，我宁做盛装炸药掷贼而破的砂煲而不做久煮而破的砂煲”。

疾恶如仇、刚直敢言是朱执信的又一鲜明个性。这“恶”在执信看来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恶”，就是反对革命阻挠革命的人，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人，行凶作恶霸道忘利的人，对于这一“恶”，朱执信主张一概以“坚壁清野大刀阔斧的手段清除之”；另一种是来自自身的“恶”，也就是人性深处所隐藏所滋生的丑恶，对于这种“恶”，朱执信也从不放过，从不姑息，他曾十分直白地说过：“我常萌不正的念头，好在拼命做些‘克己’的功夫，所以还不会堕落”。

对“来自社会的‘恶’”的态度。

1911年11月，广东光复，在新成立的军政府中，朱执信先后担任总参议，后又兼任广(州)、阳(江)军务处督办、省核计院院长、执法处处长等职务。上任后，他大刀阔斧肃整纪律，廉洁作风。当时，政府机关部门账目混乱，贪污成风。老百姓中曾流行两句“打油诗’这样形容：“全城几十万捞家，占够官来夹手扒”。朱执信受命走马上任广东省核计院院长一职，他一上任即宣布：“他人作核计院长为财神，我则为破财神!”他以审计为突破口，招募了一班懂数学、会财务且没有家室拖累的年轻人为政府核计人员，昼夜工作，神速审计考核各机关部门的财政账目，发现问题，即刻查清来龙去脉，而且非要查个一清二楚不可。这么一来，做假账伪账的、虚报数字的全都逃不过审查关。有的学校虚报教师员工人数而多领员工薪水，有“甚至多报一面旗子的账目”，都被一一查出“见光”。甚至连他的上司、副都督陈炯明亲自掌管的陆军各部队的账目都无一例外归人审计之列，查出问题，“陈都督”也要当面认错；教育司长钟某，修葺衙署计划不周，超出预算，多用了公款，也被朱执信批评一顿。……一时间，玩忽职守者、“混水摸鱼”者、贪污作恶者全都偃旗息鼓，不敢轻易造次。朱执信任核计院院长仅一年多时间，“全省的纲纪，就此肃然。”(胡汉民)。

对“来自人性中的‘恶’”的态度。

趋名逐利、八面玲珑的势利小人，历来有之，朱执信是十分痛恨和不齿的。有这样一件事，朱执信在香港工作

时，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两个曾经与自己在同一革命阵营里工作过后来跑到袁世凯那边去的“变节分子”，朱执信对待这两人，态度十分冷淡，寒喧几句了事。没过几天，在饭馆中又遇见了一个在革命军中做事的同事，这是个“风头派”式的人物。朱执信见到这人，却板起面孔斥责了他一顿。问他“何以不忠于党，何以不服从党命，何以存心取巧，何以私自行动……”。言语之犀利，令旁人十分不解，那“投降派”不是比这“风头派”更可恨吗?朱先生你的态度何以轻重倒置呢?朱执信却说，他是反革命的，态度和身份都很清楚了，这样的人本身就没有革命的心，我们的手段就是消灭之。而这些看风使舵，对革命不忠心的人却是我们队伍中的危险分子，他们会动摇我们的阵营，模糊我们的视线，对这些小人必痛斥之，让他无地自容。他还一针见血地剖析过这种滑头小人：“其中最阻碍革命事业之进展的，第一就是好名，第二就是慕利。好名之弊，凡事不肯开罪他人，虽见了什么恶人，也是貌为忠厚，姑息养奸，贪图自己得些名誉，少些怨毒，对于是非善恶，一味含糊的过去，这样的滑头政策，他自以为可以保存自己的名誉，怎知道纵容得一般恶人到处横行，社会上反革命的事情却不知不觉地陷在了恶人堆里。”

朱执信对逃避艰苦偷闲享乐的思想，批评起来也毫不给面子。即使是对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这些当时的患难同志和挚友(汪精卫还是朱执信的四舅)也一样。胡汉民和汪精卫曾领命负责策划收编二十营粤军的任务，为这事，他们两人竟然在北京逗留了数月，趁机过过悠闲安乐的上层生活。军政内部对此颇有闲言却又没有人敢当面指出。唯朱执信见到两人时敢当面责问他们如此悠闲“是否染了官气”。1920年，胡汉民、戴季陶因不满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采取消极逃避政策，跑到湖洲隐居。朱执信知道了，曾两次去信严厉责备，说：“现在有些自命高尚而作隐遁生活的人，都是过分的贪婪。既然吃众人做成的饭，穿众人做成的衣，住众人造成的房子，就应该为众人做事。”

朱执信有这种疾恶如仇，刚直敢言的鲜明性格，因此，“在军政内部，同志间有言行不检点的，都很怕被朱先生所知，因为一旦被执信知道了，定会遭到责备，先生是不给情面的”。“在先生板板的面孔、严峻的态度、威棱的目光之下，那些贪官忘利小人见了就害怕，不敢公然作恶”。

朱执信的挚友林直勉这样评价他：“先生未正人前先正己，且正己极严”。四舅汪精卫也说：“他(执信)第一用省察刻厉的功夫，除去自己的恶；第二用鉴空衡平的功夫，除去朋友的恶；第三是用坚壁清野的功夫，除去世间所有的恶。”

可见朱执信身上所具有的除恶务尽的凛然正气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为一般人所不及”。对朱执信苦行节俭、清廉自律的道德品格，孙中山先生用“革命之圣人”来评价，挚友和同事则用“与喜马拉雅山峰同高，如峨眉山下平羌峡的水碧澄”来形容。

同事邓彦华说，大约在1911年到191-2年间，他和朱执信等几位同志到香港“计划党事”。当时，军政府官员外出工作大多都住酒店或租间小洋房，“而先生却在湾仔大王庙附近找寻了一间纵横不及二丈的小房子，前后两间还住着素不相识的另外三人，最后一间是厨房。房子狭小肮脏，终日处于人声烟火的夹攻之中，我们颇觉有点难熬，而先生却泰然处之。”

又有，1916年中的一段时间，朱执信每日都要到黄埔的机关部办公，他不坐公车，天天到珠江边的码头坐小渡轮过江，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日间饭款仅限二毫子”。有时工作太晚了，回到市区就和同事在长堤一带找间小饭馆吃饭，消费“也只二毫五分的标准，丝毫不得超越”。

据同事们回忆，1913年，执信任广(州)阳(江)绥靖处督办和广东核计院院长之职时，每月薪金500元，而他“每月仅给50元家用，其大半则消费于公事或资助同事……生活之简素，有过于署内的职员”，但对于同志间失业或需要银子救急的，他一知道，总是急忙拿出钱来救应，帮助别人渡过难关。凡是受过朱执信关照接济的人，每每提起，总是感念不尽，觉得无以报答。朱执信有四个儿女，夫人杨道仪是家庭妇女，朱执信虽然薪酬也算优厚，但他的家庭生活开支却常常是捉襟见肘。朱夫人为了孩子，不时要回娘家弄点米粮副食之类的东西，为此，执信常常受到姐弟亲戚和汪家族人的埋怨。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朱执信带伤逃亡香港，而他的家人还被困在广州无法

转移，为躲避清军搜捕，日日不敢出门，生活十分艰难。当时，城中同志得知朱家的窘况，想将“党内余款二三十元周济，暂解妇孺无米之炊”。执信知道后，从速去信阻止，信中说：“吾妻可往外家，吾妹可往舅处，何等安乐。此乃公众之款，万不可妄予。”见信后，大家十分感动，都说，此等事，唯有执信能够做到。

1920年9月，朱执信在虎门牺牲后，遗下孤儿寡母，度日十分艰难，“家无宿粮，孤寡堪悯”。同志们将情况向孙中山反映，孙中山闻讯十分难过，立即亲笔致信党内：“凡我同志，念执信兄夙谊者，尚祈转为告语，量力相助，毋忘旧交……”阅者无不动容。在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娱晚年所写的回忆母亲杨道仪的《忆》一书中，也讲到了父亲牺牲后他们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全靠父亲生前好友和亲戚的时时关照和接济，生活才得以为继。

朱执信特别推崇俄国布尔什维克人的工作精神和牺牲精神。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他们共产党员工作的时间，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则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少，只有这样的牺牲精神，才可以成就一个革命的事业。”这番对革命党人说的话，朱执信本身就在身体力行地示范着，这也是朱执信革命一生的写照。

正是从小受读书学问清廉耿直家风的熏陶，以及后来大革命洪流的炼历，铸造了朱执信与众不同的人格特质。他面木纳，言语少，骨子里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忍耐力；他对敌人，对一切丑恶的东西毫不留情，对同志对百姓却如兄弟般的爱护；他将国家的事革命的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而对自己的事家庭的事却常常顾不得考虑；他心怀坦荡，观点不同，直言相见，却不屑奉承滑头之术；他对工作极努力，极投入，对生活的要求却极简单，对自己的言行极自律。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感动着影响着所有熟悉他和不那么熟悉他的人，长久地为活着的人所赞颂、所学习，直到今天依然是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令人洗刷灵魂。正如二十年代执信学校的校歌所写的那样：
执信，执信，好学精神，既殚精以求知，复笃志以力
行，嗟我诸生兮，毋忘执信之好学精神；
执信，执信，革命精神，既鞠躬以尽瘁，复杀身以成
仁，嗟我诸生兮，毋忘执信之革命精神；

朱执信 - 朱执信墓

朱执信墓在先烈东路驷马岗，墓园共4000多平方米，绕以崇垣，台阶层叠，丰碑高耸，树木葱宠。碑文、墓表分别由孙文、汪兆铭题书。1936年秋，因发现墓地有白蚁，遗骸迁往执信中学校内，原墓则为衣冠家。执信中学内之墓园，占地500多平方米，墓包呈馒头形，高3米多，周长10余米。1963年3月，公布两处墓址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朱执信 (1885一1920)，名大符。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禹。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次年加入同盟会。为《民报》撰文，揭露清政府立宪骗局，力主以革命求共和，反对改良主义。1906年回广州，曾先后参加1910年新军起义、1911年“三?二九”起义和讨袁、护法等武斗争。五四运动后，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思想激进。1920年赴虎门策动该地驻军讨伐盘据广东的军阀莫荣新，于同年9月21日被反动军阀刺死于虎门。遗体于1921年1月16日葬于广州先烈东路驷马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