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畹清

张畹清的个人简介

张畹清，女，1904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横塘镇周家巷村。生父姓周，务农，家贫，行三，三岁时生父将其送横塘镇张阿荣为养女，改姓张。六岁时随养父赴沪谋生，住在福州路某里弄的一家阁楼上。养父在弄口摆一糖果摊，弄内有一家私塾，每天给私塾打扫卫生，每月月底帮老师到同学家收学费，乃得免费在这家私塾上学，完成相当于初小的学业。

基本内容

张畹清，女，1904年农历十月十二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横塘镇周家巷村。生父姓周，务农，家贫，行三，三岁时生父将其送横塘镇张阿荣为养女，改姓张。六岁时随养父赴沪谋生，住在福州路某里弄的一家阁楼上。养父在弄口摆一糖果摊，弄内有一家私塾，每天给私塾打扫卫生，每月月底帮老师到同学家收学费，乃得免费在这家私塾上学，完成相当于初小的学业。

1910年，邵力子任校董的民生女学招收免费生，蒙录取，上了高小，学制三年。小时的一位好友薛文淑这时已嫁给李书城，她和李前妻的女儿李舜芸也同来民生女学念书，成了同学。李书城解放初期任农林部长，人大常委，其弟李汉俊为中共一大湖北代表，他家即中共一大会址。李舜芸后为冯乃超夫人。

小学毕业后，李书城给了60元，遂进入民立女中，第二学期开始，江阴横塘张氏祠堂破例为其补助学费，才能上完中学。又考入中国女子体育学校，当时的老师有陆丽华，同学有田汉夫人林维中，田汉舅母辛金铃等。

1923年5月，第6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召开。由于中国受数千年封建统治，妇女地位低下，所以前5届远东运动会并无中国女子参加。为了提高中国女权，发展女子体育，北洋政府决定组织女子排球队参赛。被中国女子体校推荐，几经比赛，被选拔为队员，代表中国赴日参赛。

由于队员系临时拼凑，缺乏团体训练，抵日本连日参加宴请，参赛数天又连绵阴雨，场地潮湿，终以0:2输给日本队。但这是中国女子体育队首次出国比赛。

回国后不久，从中国女子体校毕业，私塾时同学唐豪(字范生，1952年后任国家体委委员)，介绍其到中华书局办的国语专修学校教书。校长黎锦辉创作了许多早期的小歌剧，如葡萄仙子等，曾风靡一时，还办了明月歌舞团。她是体育唱游老师，当然参加了排演工作。当时的学生有黎明辉、王人美、徐来、于立群等，后来都成了明星。于立群是黎锦辉的干女儿，在校时名叫黎明健，抗战以后成了郭沫若夫人。我们排演时，中华书局的编辑们，还有鲁迅先生，都常来参观。鲁迅先生很风趣随和，不像照片上那样严肃。

后来母校民生女校缺教员，因其曾在该校当过三年免费生，为了报恩，就回民生执教，业余参加赵梅伯组织的音乐团体，认识了同在该团习小提琴的韩奎章，他是震旦大学法学博士。不久养父过世，和韩奎章结婚，不幸结婚甫三载，1929年5月，他突患胃穿孔，误诊为阑尾炎，开刀三日亡故，遗下公婆和幼子，她上侍二老以终养，下抚两子期有成，担负起家庭的重担。

1928年北伐胜利，上海成立了许多民众团体，上海市妇女协会是其中之一。好友沈竞存是秘书兼游艺部副主任，邀她去协会工作。有时与吴开先、陈德徵、潘公展、虞洽卿、施公猛等一起开会。每月去民训会领经费，开始时每月300元，后来增加100元。妇女协会宗旨主要是争取女权，开展了不少社会活动。

丈夫故世后，为维持生活，教育局长陈德徵夫人徐瑚梅请到她任校长的仓基小学教书。1932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成立华童小学，后改名为萨坡赛路小学，丈夫的震旦大学学长顾守熙先生，介绍到该校教书。校长胡文耀，兼震旦大学校长，之所以说兼大学校长，是因为大学实权全在法国神父手中，只因国民党教育部规定，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才让他挂名大学校长，实际上他每天在小学办公。从1932年开始到1947年，共教了15年。

1933年春，唐豪来找，说他朋友施谊，突然被巡捕房误捕，让她设法疏通法方关系，以免引渡给国民党，唐豪在上海法学院与史良同班，以第一名毕业(史良第6名)，他是二十年代的中共党员，组织过救国十人团，国共分裂时逃亡日本脱党，返国后仍为党做工作。受托咐，立即找法巡捕房律师顾守熙，经他疏通后，法方同意不把施谊引渡。不料与施谊同时被捕的女士，由于地下党疏忽，未托人说情，而被引渡龙华监狱，她供出了施谊就是邓中夏，于是蒋介石坚持要法方引渡，并把邓中夏押解南京，劝降不成，惨遭杀害。

1944～1947年，受君毅中学校长黄造雄(国民党立委，30年代上海教育会会长)委托，兼任上海君毅中学代理校长。1945年初，日本宪兵队曾去该校搜捕抗日教职员，以机警幸免。后托上海名士徐朗西说情，宪兵队才将所捕二教师释放。1946年7―8月，将君毅中学教室无偿提供给北洋大学，作为该校师生复员北上路经上海的中转站，接待北洋大学师生报到，安排食宿和乘船事宜。1947年君毅中学校长黄雄由后方返沪，将学校交还给他。

其公公的老友黄涵之，清代曾任上海道道台，知道她失业在家，让帮他大女儿去管理肺病疗养院，当代理院长半年多，主要是协调、解决劳资纠纷。

1948年初左右，萨坡赛路小学的学生邬镇邦的母亲方冀达，要竞选立法委员，她丈夫邬云程，是四明银行行长，拿出10条金条作经费，请她主持竞选事务。方冀达不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只知吃穿打扮。她包了国际饭店整个一层房间，还租了100辆汽车，每天组织人员拉票竞选，那时上海妇女界竞选立委的还有钱剑秋，她们都是1928年在上海妇女协会的代表，最近报载她还在台湾活动。忙碌了几个月，终于竞选成功，方冀达当上了立法委员。方解放前夕去香港，迄无联系。

1948年夏，由老友《申报》主笔严独鹤介绍，资本家章蕴初请到浙江湖州他创办的菱湖缫丝厂任人事科长，管理全厂2000多职工，略有成绩，得到工人的好感，浙江省表彰该厂为模范工厂，直到解放。

1949～1950年，在原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嘉H家当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张家住锦江饭店一层，1950年她大儿子韩大同从香港随两航起义人员回国，上海民航急需办公地点，热心介绍张家住房给民航局办公，解决了民航局困难。

1950年夏，黄涵之又找去担任上海佛教学会办的仁济育婴堂主任(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的舅舅关炯之，与黄老稔熟)。该堂已有70余年历史，旧址在跑马厅，管理混乱，婴儿死亡率高。当时新借得南阳路原《申报》主笔史量才的住宅，充该堂新址。本着救婴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心情，毅然赴任。三年中，制订了新的规章制度，杜绝了贪污浪费，改善了婴儿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死亡率明显降低。上海师范院校的学生，也常来参观实习，成绩大大超过了天主教、基督教办的育婴堂，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育婴堂共有床位200张，60多位职工。除奶粉、毯子等由上海救济分会拨给外，职工的工资和流动资金，全靠社会募捐维持。组织了百子团(慈善募捐组织)，入团者每人每月交费1元，几千名团员解决了该堂日常开支。

1951年下半年全国各地育婴堂主任集中于中央学习政治，因北京华北革大满员，乃改为天津政治学校学习，被保送，学习半年，初步知道了马列主义知识。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有些资本家倾家荡产，自顾不暇，经费来源亦随之受到极大影响，职工数个月工资无着，恰逢宋庆龄荣获斯大林奖金，专程赴京，找到赵朴初同志，请他介绍我谒见宋庆龄捐款，宋告诉已把奖金全部捐赠上海儿童福利会，空手回沪。职工们失望之下，把怨气怒气都发泄到她身上，又气又急，引起旧疾胃溃疡复发，半个多月饮食不进，仍抱病四处奔走，终于从救济分会借到了钱，发还了所欠的职工工资，就此因病辞职。鉴于育婴堂属慈善机关，经费靠募捐而得，来之不易；加之大儿子1948年上海交大毕业，在民航局工作，小儿子1949年北京大学毕业，参军南下，足以供养生活所需，故谢绝该堂给我退职金。

1954年，迁来北京，跟小儿子生活。1966年“文革”开始，所居住院内北京幼儿师范附属幼儿园的一些教师以莫须有的罪名，抄家二次，迫她游街，鞭笞得遍体鳞伤，满身十几条血痕，赶到附近危房破土地庙存身，遭此无妄之灾，导致胃溃疡穿孔，并发腹膜炎，幸经抢救，作胃四分之三切除手术，得以幸存。

“四人帮”被打倒后，拨云见日，政府鉴于过去对社会的微薄贡献，于1984年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1年4月28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