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富

张庭富的个人简介

张庭富(1917.3.15―)，四川省通江县人，生于1917年，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2月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后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执行主席，与熊国炳结为夫妻；后随红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随西路军远征；根据《通江苏维埃志》、《红西路军史料》、《西路军沉浮录》等史料记载“张庭富于1937年1月……在临泽突围中牺牲”；但张庭富与部队失散后被俘，改名张庭福，流落在甘肃的高台县天城乡，1949年8月再次入党，任天城乡妇联主任、乡农会会员，1952年到1959年任天城乡党支部书记；1960年回到故乡居住，享受老红军待遇至今。

人物简介

张庭富晚年的张庭富老人留影（1917.3.15―）,女，1917年3月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方山坪（现民胜镇方山坪村）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

1932年12月参加红军，193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2月至7月任川陕省妇女部长，后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1934年下半年由组织安排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结婚。

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后随西路军在祁连山战败被俘，改名张庭福，在马步芳下属一个连长家作佣人，被马家军里一个下级班长黄大明所救，流落在甘肃的高台县天城乡黄大明的家乡居住，并与黄大明结婚生子。

1948年3月，遇人民解放军侦察员邓金山，说明了自已是西路军失散人员，邓要求张继续留下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迎接解放罗城、天城。由于工作出色，1949年8月经人民解放军干部王家富、李部长介绍再次入党。解放后担任天城乡妇联主任、乡农会会员，1952年到1959年任天城乡党支部书记。

1958年丈夫黄大明去世，1959年被通知回家当农民。1960年带着四个子女回到出生地通江县，被当地党组织安排在县城居住，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叛徒”多次挨批斗，同时生活费也下降到每月15元，取消了子女的一切医药费用等。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人物生平

长征晚年的张庭富老人留影途中，由徐向前、李先念当家拍板，构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红色家庭，丈夫熊国炳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妻子张庭富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

张庭富（1917.3.15―），1917年3月15日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民胜乡的贫寒农家，从小吃苦耐劳。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刚进通江城，只有15岁的她就主动申请，参加了红军。她于今后成为其丈夫的熊国炳一样，都是经过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2月中旬，差一个月才满16岁的时候，张庭富就担任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年底改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跟熊国炳结婚后，这对红色夫妻就过草地，翻雪山，打顽敌，一直南下到甘孜。再爬雪山，走草地，战强敌，北上甘肃，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二次会师，结束漫漫长征路。

但这对夫妻的征战生涯并没有终结，他们加入了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与马家军鏖战的西路军，熊国炳同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一起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缺粮食、少枪弹，只有21800人的西路军要与敌人马步芳、马步青的105个保安团、训练有素的15万壮丁和熟悉1200公里河西走廊战地的7万多骑兵、步兵一拼到底。西路军占景泰、打古浪、过威武、战临泽、攻高台，歼敌25000余人，直到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兵败祁连山，分散打游击，余部幸存者只剩420人。

一次张庭富丈夫熊国炳（1893―1960）血战突围后，张庭富得到消息说熊国炳已经牺牲了，她自己不久又被敌人俘获。为免遭敌兵污辱，她一脸抹黑，不辨男女。过了不久活埋俘虏时，她被敌军班长黄大明救出。黄大明遭抓壮丁到马家军以来就不安心，当发现被救的张庭富原来是女性，就在他连长的帮助下带着张庭富回到高台县天城乡的家中。为了逃避敌人清查，被俘后张庭富化名为张庭福，后来同黄大明结婚，有一女三男。

兵败被俘直至脱险后，张庭富从此改名为张庭福，隐去了入党、任职和跟熊国炳结婚的那段金光闪亮的人生历程，因此在四川和甘肃有关西路军的史料中，都记载着：原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庭富，1937年1月在临泽突围中牺牲。

殊不知，这对夫妇分别再婚的时候，他们两地相距不过60公里，却各不相知，直到老死！

高台县1949年8月解放，张庭福重新加入党组织，调到她所在的天城乡上先后任妇女主任、农协会委员和乡党支部书记。1958年，她丈夫黄大明病逝。1959年，她被精减回家当农民。1960年，她带着4个子女回到阔别25年的老家四川通江安置在县城居住，享受老红军待遇至今。

2006年5月，张庭福收到甘肃高台县寄给老红军的书籍《祁连情深》，该书是写熊国炳在祁连被俘到去世经历的。这真是晴天霹雳！“原来他没有死，我没有死，近在眼前，都不知道，还各自结婚了，这算什么？是谁造的孽呀？”巨大的心灵冲击，让老人感慨万千！

晚年，张庭福终于把封存胸中几十年的隐情讲出来了：以前怕说自己跟张国焘走牵连子女，怕不幸被俘被说成叛徒，怕再婚生子世俗不容，怕讲明身份增加国家负担……“好在今天不怕了，也人过九十了。”

人物自述

张庭福，原名张庭富，女，四川省通江县民胜乡芳山坪人，生于1917年3月15日。她15岁便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就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并参加了长征，西路军惨遭失败后，她幸运地活了下来……

参加革命

1932年冬月间，红军解放了通江县城。我当时只有15岁，听说红军是来救苦救难的，我连家都没有回就和冬女子一起跑到苏维埃所在地鹦哥嘴。到了苏维埃我才知道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当家作主、妇女翻身求解放的”。苏维埃的同志要我把这些道理讲给新来的同志听。开始我有点害怕，但一看新来的人里有10多个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我的胆子一下就大起来，我连同自己的苦难生活也讲给她们听，并要她们回自己的村里发动其他兄弟姐妹都参加红军。后来，我随红军到了通江县城，带队的让我参加了妇女独立营，独立营就驻扎在通江县城东门大操坝里。由于我表现好，组织就派我去苦草坝学打靶。我靶子打得好、打得准，大多数都打到靶心。训练结束后组织把我们编成三个排，我任独立营一排排长。独立营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清剿土匪，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抢运武器弹药和伤病员。妇女独立营营长叫陶万荣，政委是曾广澜。我们边训练边打仗，记得我带的排和红军另一个排在闪塘湾与田颂尧的部队打了一天一夜，在那次战斗中俘虏了百余敌人。

1933年1月，经袁克服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月中旬，徐向前派人来通知我去开会。去后，徐向前、袁克服等都在，首长叫我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主要任务是号召所有受苦受难的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为前线打仗的红军做鞋、做衣、抬送伤员、搬运粮食和弹药等。就这样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随之，我的责任也重了，参加完2月份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我就常到巴州、南江等地搞宣传和建立妇女组织。

我在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的半年里，接触最多的是肖成英和李玉南。李玉南原任少共省委妇女部长。肖成英也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长，我还教肖成英打过靶。肖成英也是通江人，她在1964年回过通江一次，我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她还开玩笑称我为“老首长”。我俩在一起住了两个晚上，共同摆谈我们的红军经历，她还动员我向组织汇报我隐藏的身世，我未同意。那时她在广州军区任职，还叫我带上孩子一起去广州军区居住，因四个孩子太小我婉拒了。

1933年初，军阀田颂尧以六万人的兵力向苏区发动了“三路围攻”，我们直到下半年才粉碎了敌人的围攻，紧接着又是刘湘的l0万大军进行“六路围攻”，想把我们红军全部杀光。我们采取了撤退后反围攻的战略方针，一直打到1934年年底才胜利结束，这时红军已扩大到五个军，约10万人。

1933年底，根据组织安排，让我改任了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兼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肖成英也是委员。后来我们在王坪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配合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发动妇女做鞋袜募集粮食布匹等支援前方红军，鼓励女同志组成宣传队到王坪总医院慰问“彩病号”（伤病员）。王坪总医院有很多“重彩号”，我们边护理边给他们唱歌：“一抬伤兵同志们哟！田里的土地有人耕哟，打哟，杀哟！苏维埃的红旗遍地插哟！”

1934年下半年，我在巴中参加了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后转战到苍溪一带。在那里我学到了许多革命知识和斗争经验，组织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政策，建立了许多苏维埃政权。

1935年初，我们随红30军撤离川陕苏区开始西征。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间是1935年夏天，当时我们还组织了文艺演出，我还发了言。在此期间，徐向前、李先念、樊学文等找我谈话，要求我与熊国炳同志结婚。主要谈的内容就是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万源县人）比我大十多岁，是结过婚的，但他的妻儿都已遇害，对他打击很大，要我服从组织安排与他结合，因我人小根本没有去考虑个人问题，既然是组织安排，我也就同意了。结婚后他对我很好，一天“玉儿”、“玉儿”地叫我小名。结婚后不几天我们就开始翻雪山过草地。

翻雪山前，首长给我们讲：“同志们，这雪山与其它山不同，路滑不好走，不能一个拉一个，只能单独走。特别是雪山顶上不准咳出声音，否则就会下冰雹。”在爬雪山中虽然穿的是草鞋，但还是有很多同志不小心滑到雪窖里再也爬不上来了。

浴血河西

出了草地西路军行动路线图后我们就一直跟敌方鲁大昌打，从腊子口一直打到黄河，过了黄河参加了西路军，天天与敌方马步芳的部队打，从古浪一直打到高台。

一天，我哥哥张庭国的一个战友传口信过来说：“你快去，你哥哥不行了”，我连背包都没有背就跑过去看哥哥，见他躺在草地上，膀子已经打脱了，他含着眼泪躺在担架上说不出话来。我站在他面前还伤心地给他唱歌：“一抬伤病员啦，家中的田地有人耕啦，打呀，杀呀，苏维埃的红旗遍地插呀！”……唱着唱着他就去了，我用毯子把他包好放在壕沟里，并说：“二哥，革命成功后我一定来看你！”说完就又去追赶部队。

打到高台附近时，正值寒冬季节，我们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石灰、泥沙、水混成一体结成冰块，当作武器同马步芳的部队打仗。寡不敌众，敌人包围了我们，战友们同敌人扭成一块，用拳击、牙咬直到最后一同滚下山崖……敌人把红军抓去后不管女的、男的都关在牢里，然后赶出去就砍。敌人还疯狂地追捕女战友，女战友们有的和敌人撕扯一起同归于尽，有的撞墙而死。一天，部队传话过来，说熊国炳在突围中牺牲了，我一听这消息好像晴天霹雳，我忍泪跑到无人处痛哭一场，这才觉得我从此失去了两个亲人。

我们在倪家营子跟敌人打了一仗后，虽然打了胜仗，但我军死伤也很多。敌人想把我们围住全部打死，我军只好继续前进，拼命打开了犁严口，上了祁连山。

我们进山后还开了两次领导干部会，首长要求我们分散走：一路朝着东方太阳走，去找毛主席；一路朝着新疆“伊季子河”走，说是那里有苏联部队接应。如一旦被敌人抓住，要求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知什么时候，大家走散了。我和李先念政委的马夫王绪召及陈指导员等人向东方走了一程路，发现敌人就在山下，我们只好朝“伊季子河”走，走了七、八天，前面来了三个同志说，前面不能去了，前面的同志已被敌人全部杀了。我们又朝东走，回到了祁连山。

1938年初，陈指导员就找我商量说，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们要走，向着太阳出来的方向去找毛主席，找我们的队伍，并一再嘱咐千万不要暴露我们是党员。当时我的双脚已冻烂无法走动，陈指导员便去找了一匹马。可敌人跟着马走过的脚印发现了我们，最后只剩下了我们三个女同志，因我们的脚走不动就被俘了。

脱险之后

敌人把我们抓起来进行审问，问我们三个人中谁是当官的，我们都说没有，只是家中没有吃的跟着一路来的。他们看我们都穿的是草鞋，烂衣服，也审不出什么就把我们押到了甘州，几天后又把我们押到青海的一个羊毛厂里被敌人用枪押着干活，只要稍不对就被打或拉去枪毙。

那个厂说是羊毛厂，实际上是敌人的监狱，里面关押的全是我们红军。不几天，敌人对被俘红军进行大屠杀，将伤残病弱或被嫌疑为红军的人一律拉出城外活埋。有一天晚上，敌人又押着二、三十人去活埋，我走在最后，因为怕被敌人污辱，我一直在脸上抹着黑灰。当时汉族青年黄大明在马家队伍里当班长，他值夜班时看到我这个“小孩”很可怜，便不顾危险，乘其他人不备，一把将我拉到他身后，看到我一身的血就说：“造孽哟！杀的都是这么小的娃娃啊！”他说：“我没有弟弟就认你做弟弟吧。”晚上，他把我藏到了一户农家张大嫂的地窖里。敌人走后，他把我救出来大吃一惊地说：“你是一个女娃儿？”我点了一下头，非常感激他。过了一段时间，觉得黄大明和张大嫂很可靠，我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参加红军的事告诉了他俩，只是没敢说我是党员和干部。之后，我和黄大明成了家，靠帮人干活度日。但我一直都在打听寻找部队，还去过高台等地方数次，也未能找到部队和组织，黄大明也劝我死了这条心，我也就只有等机会再说。

1948年3月，我遇到一个四川口音的“货郎”，叫邓金山，他告诉我，他是人民解放军的侦察员。我听后大喜，就向他打听红军及部队的情况，并要求他带我去找部队。他却对我说：“你对这里情况比较了解，我现以党的名义给你任务，你尽快搞清当地的武装人员、武器装备和敌人活动地点等，深入发动群众，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工作。”他把当地所有的地下工作任务都交给了我，这些任务我都完成得很好。

1949年8月，当得知人民解放军到高台县城一带的消息，我就连夜赶到高台找到部队，也找到邓金山带的侦察队和王治江带领的第七师骑兵团。我们一起只用了两天两夜就迫使罗城、天城两地敌人投降，解除了当地的地主武装，组建了乡农民协会等新政权组织。王治江在大会上正式宣布罗城、天城两地解放，他第一次公开介绍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通知我任天城乡的妇女主任和乡农村协会委员。

我的红军身份一公开后，就大胆地公开宣传党的政策，讲述我参加红军的经历，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妇女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禁止妇女缠脚，提倡剪发等等。当时邓金山和王治江还夸我讲得好，群众也议论纷纷说：“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看出她是红军？怪不得她平时那么会说话。”我当时一字未提入过党和当过领导及结过婚的事。

安度晚年

1949年8月，经王家富、李部长(名字不清)介绍，我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高台县委任命我为天城乡党支部书记直到1959年。

1960年，我带着四个子女回到了家乡通江县。党组织对我们老红军特别关照，每月还给生活费，我从心中体会到了共产党的温暖。

现在，党组织对我们老红军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心，重新给我落实了政策，过年过节县委和民政局领导亲自到家慰问。我在家休养，欢度晚年，真是很幸运。我现在把自己的隐情告诉大家，不图别的，只想证明我的一生是清白的，使我失去的战友、哥哥和丈夫熊国炳能得到安息。

人物轶事

张庭富老人经历坎坷，一生沉浮，她随西路军在祁连山战败被俘，改名张庭福，是为了不暴露身份，这是可信的。

在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的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也曾化名张炳南，后又改名张明玉，因与妻子张庭富互相不知生死下落，以示怀念，并流落在甘肃省泉州为农民。还有红四方面军独立营长陶万荣也曾化名苏凤。30年代参加红军，后来因各种原因改名换姓的人很多，就连通江30年代参加红军，后来成为十大将军之一、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陈彬，原名叫陈大义，也是后来改名叫陈彬的。

为什么张庭富老人一直不愿说出自已的那段历史以及与熊国炳结婚的事呢？这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因张国焘后来叛党的事，红四方面军的许多人曾受到牵连，怕牵连到自已和子女；

二是西路军战败被俘，在老人自已看来并不件光荣的事，“文革”中不就被造反派说成“叛徒”吗？

三是张庭富认为与她同时参加革命的许多兄弟姐妹都为革命壮烈牺牲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自已生存了下来,还享受着国家的待遇，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应该满足,也不愿再给国家增加麻烦。

四是自从祁连山被俘后，被黄大明救出并结婚生子，曾与熊国炳结婚的事一直隐瞒着后任丈夫黄大明，假如说出与熊国炳曾经结婚的事，无法面对黄大明及其子女。按农村的话说，可能口水都要把她淹死！

为什么现在才说出她那段历史呢？主要是张庭富老人的子女，看到老人已经90高龄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应该把她隐藏心中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告诉组织，告诉后人，让老人解除郁积心中一生的结，让老人轻轻松松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